2.向有产者借贷。《宰相之书》记载了阿拔斯朝政府896年和936年向富商强行借贷的情况（42）。但有产者们深知财政窘困的政府常常是有借无还，因此往往拒绝贷出。这一措施客观上恶化了政府与有产者们的关系。到943年12月， 阿拔斯朝政府虽陷于财政破产状态，但“用各地发来的票据为担保向商人们预借也不行了……”（43）。
    3.节约开支。早在哈里发穆台希木时，为了支付新建禁卫军的军费，政府曾取消了埃及的阿拉伯士兵的军籍，把原来用于他们的军费供给马木路克（44）。866年，因军费需求过大，政府被迫将自己的开支压缩到1亿第尔汗以下（45）。但是， 与日益增长的巨额经费需求相比，这种节支不过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4.实行包税制。政府在一段时期内，将一定区域的征税权转让给政府信任之人，条件是包税人按照契约向政府缴纳规定数额的税金。《宰相之书》中记载了从891年起在帝国各地出现的包税事例（46）。但这一措施弊端丛生，不少包税人凭借与政府有关部门人员的私交，向财政部门少纳税金（47）。甚至有不少突厥军人承包了大片地区的税收，却不向国库缴纳分文税金（48）。据记载，这种极少有人向国库完纳税金的状况一直持续到阿拔斯朝末期（49）。
    可见，帝国政府所采取的措施，或者难以奏效，或者反而加剧财政困难，均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到10世纪中期，阿拉伯帝国的财政陷于危机状态，正如《宰相之书》所描述：“薪饷不能全部支付，物资不足，资金匮乏……”（50）。这种状况使阿拉伯帝国的统治丧失了经济基础，帝国急剧衰落下去。
    综上所述，伊本·赫尔顿和希提关于阿拉伯帝国衰亡原因的分析，虽有其正确之处，但总的看来，分析尚不全面，有些观点失之偏颇，带有历史唯心主义因素。通过上述几方面的剖析，笔者认为阿拉伯帝国衰亡的原因应归纳如下：从宏观上看，帝国社会发展的极不平衡，导致各地方割据政权的出现和帝国的分裂，这是帝国衰亡的最根本原因。从微观角度分析，统治者的残酷压榨造成社会矛盾尖锐，并激化为外部冲突的对抗形式动摇了帝国的统治；军队作用的变化毁坏了国家政权的支柱；财政危机则使帝国统治的经济基础被挖掉。这一切都促使阿拉伯帝国从10世纪中叶后加速走向衰落，最终被东方的游牧民族所征服。
    注释：
    ①（37）（39）伊本·赫尔顿《历史绪论》，第一卷，森本公诚译，岩波书店，东京1979年版，第324—329页、335—336页、346—350页统计表。
    ②（18）（28）（32）（33）（38）（40）希提《阿拉伯通史》，马坚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579—581、559、556、262、381—382、351—354、374—375页。
    ③岛田{K5DA01.JPG}平《伊斯兰帝国的遗产》，平凡社，东京1976年版，第34—35页。
    ④指中亚锡尔河、阿姆河之间的地区。
    ⑤关于这些小王朝，中世纪阿拉伯史学家皆有论述，详见《阿拉伯通史》，第536—552页。
    ⑥（12）系贺昌昭“激动的世纪——阿拔斯朝政治史的演变”，载《东方史讲座》4，山川出版社，东京1982年版，第71—74、68页。
    ⑦⑧（17）（48）A、K、S兰姆通《波斯的地主和农民》，牛津大学出版社，伦敦1953年版，第47页注⑥、47、46、49页。第尔汗是一种阿拉伯银币，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一第尔汗约合0.019美元。
    ⑨⑩（11）《库姆史》，第102、154、109页， 转引自佐藤圭四郎《伊斯兰商业史研究》，同朋舍，京都1981年版，第54—55页。
    （13）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01页。
    （14）尼尔沙黑《布哈拉史》，剑桥1954年版，第65—74页。转引自郭守田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中古部分），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99—102页。
    （15）伊本·奈迪姆《书目》，第479—482页。转引自郭应德《阿拉伯史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94页。
    （16）（30）（36）（45）岛田{K5DA01.JPG}平《伊斯兰教的国家和社会》，岩波书店，东京1978年版，第204、243、244、185页。
    （19）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选集》第2卷，第620页。
    （20）（24）（26）（29）（34）（44）小林元“马木路克考”，《回教圈》，1939年，3（3—4），第23页注④、21、22、24、22、21页。
    （21）余部福三“麦蒙和穆台希木的新军团”，《史林》66卷6号，1983年，第84—96页。
    （22）“马木路克”一词据考证，专指突厥族奴隶组成的雇佣军军人，见小林元前引文第20页。但也有人认为不全是奴隶，见余部福三前引文，第1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