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第安人的历史是美国史学中长期被歪曲、忽视的一个分支。直到20世纪60年代，由于民权运动、反越战运动、“新左派”运动和各种社会运动的冲击，美国少数民族的历史才开始受到重视，印第安人的历史也随之成为一个热门课题，逐步在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印第安历史协会也随之宣告成立，并在组织、推动全国的印第安史的教学研究工作中起到重要作用。一批与印第安史有关系的杂志陆续创刊。①从60年代开始，许多大学都开设了印第安史课程，以印第安历史人物和事件为选题的博士论文数目也显着增加。据统计，1950年以前只有两篇博士论文的选题是同印第安人历史有关的，而且还只限于论述美国传教士和印第安人的关系。范围极其狭窄，其着重点是论述传教士的活动及其对印第安人的影响。1950—1954年也只有五篇这方面的博士论文。进入60年代以后，论述有关印第安人历史问题的博士论文选题大幅度增加，1970—1974年达到高峰，增加到63篇。②从上述几方面所取得进展的情况看，可以说印第安史学已经沛然兴起。然而印第安史学不是凭空发展起来的，不可能脱离美国社会的现实和摆脱长期存在的历史偏见。种族歧视的阴影仍然随处可见。印第安裔史学家在历次印第安学术会议上都不得不大声疾呼，要求公正地对待印第安人的历史。越来越多的非印第安裔史学家也产生了修正错误、澄清历史的责任感，正在重新认识和评价印第安人的历史。从发展的观点看，印第安史学的兴起将对美国史学产生积极的、重要的影响，有必要加以评述。
    一
    在印第安人历史研究中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是种族主义观点。印第安人的历史要么被忽视，要么被严重歪曲。从西班牙人殖民北美大陆起，印第安人就被当做劣等民族而惨遭屠杀、征服和奴役。他们几乎完全丧失了人类最起码的生存权利。阿尔文·M·小约瑟夫曾着文指出，在西班牙人的眼里，“土着美洲人是异己的、 荒诞的、未开化的另一种人，欧洲人自然就要采取不同态度来对待这种劣等民族。而印第安人作为劣等民族是注定要被征服，被征剿，被奴役的。”③法国和英国殖民者同西班牙人一样，对于北美殖民地的印第安人也采取了屠杀、征服和奴役的政策。他们所奉行的当然也是同样的种族主义的强盗逻辑。令人遗憾的是这种种族歧视流毒甚广，在独立战争前后深深地渗透到东部商人和部分拓荒者的思想观念中，对当时和其后一个世纪的史学着作都有严重的影响。最露骨的表现是公开污蔑印第安人，把他们说成是“残忍的杀手”，歌颂驱赶和剿杀印第安人的战争，并把指挥战争的军官看成是功臣、英雄而加以赞扬。
    20世纪60年代，一批印第安裔史学家要求把被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还印第安人历史以公道。印第安裔历史学家詹尼特·亨利在查阅了大量教科书后撰写了《教科书和美国印第安人》一书，揭露了美国教科书中大量歧视印第安人的论述。该书于1970年出版后引起了美国学术界的极大关注。作者在自己的着作中郑重地指出，令人感到遗憾和愤怒的是，作为教育青少年的教科书中竟然充斥着种族偏见和对印第安人的伤害。印第安人往往被说成是“凶残的杀人者”、“背信弃义者”和“窃贼”等等。作者认为这是颠倒是非的说法，并愤怒的质问：“如果卡斯特战役被说成是屠杀，那么伤膝谷又作何论呢？”“印第安人杀白人，因为白人夺去了他们的土地，破坏了他们的狩猎场，毁坏了他们的森林，消灭了他们的野牛。白人把我们的人围圈在保留地中，然后又夺去其保留地。那些出来保护白人财产的人被称为爱国志士，而同样在保护自己财产的印第安人都被叫做杀人者。”④
    在教科书中尚且如此，在过去出版的大量描写印第安战争的着作中这种偏见就更为明显。例如，在倒树之战中以杀戮印第安人而闻名的安东尼·韦恩将军和在小毕霍恩战役中因征剿印第安人而被打死的“青年将军”乔治·阿姆斯特朗·卡斯特都被说成是“伟大的英雄”。后世的学者纷纷为他们着书立传。尽管这样，韦恩书信集的编辑理查德·C ·克诺夫还抱怨美国的历史着作没有用足够的篇幅来描述韦恩将军所指挥的战役。他指出：“也许在美国历史上没有哪一次战争像安东尼·韦恩少将所指挥的战争那样，虽然有详细记载而却遭到忽视。”⑤克洛夫为了引起人们对韦恩的更大注意，将韦恩从1792到1796年的来往信件汇编为《韦恩书信集》，达546页之多。他还强调说：“学者们没有认识到，假如没有韦恩在军事上、外交上的胜利，西进运动就可能夭折于襁褓之中，或者将大为延缓，国家的声誉也可能一落千丈；尽管有外交协议，西部土地仍然可能脱离美国而并入其他国家。”⑥
    至于歌颂卡斯特的着作，那就更多了，简直不可胜数。这位在进剿印第安人的战斗中被打死的指挥官死后很快就成了传奇式的“英雄”人物，在美国舆论界轰动一时。报纸杂志，以及后来的电影、戏剧都争相报道和宣传。⑦以至后来的作者在出书的时候，总是要向读者表明那是关于卡斯特的最后一本书了。印第安裔学者厄特利曾对这种现象嘲讽地说：“小毕霍恩战役的书目已经是洋洋大观，并且还在逐年增加，以至每个版本都要声明，这部关于卡斯特的书是卡斯特诸书中的最后一本”，或者说“这是关于该题材的最后论述”。⑧埃德加·Ⅰ·斯图尔特在他的着作《卡斯特的好运》的序言中也曾这样指出：“试图再描述已经反复讨论过的小毕霍恩战役的故事是需要很大勇气的，至少需要大费唇舌加以解释。”⑨
    不可否认，在大量着作中关于小毕霍恩战役和卡斯特的评论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存在着长时间的争论。但是，这种争论只是围绕一些非根本性的具体问题而展开的，例如，卡斯特的死是否由于他不遵从他的上级特里将军的命令造成的？卡斯特作战的现场发生过什么事情？卡斯特的性格是怎样的？而对于战争性质这样的根本性问题却没有，或者很少涉及到。⑩
    用种族主义偏见对待印第安人历史的另一种表现，同时也是更为含蓄而不易为人发现的表现，就是在着作中略去有关印第安人的事件和人物，或者有意放在极其不重要的地位一带而过。这种现象在美国的早期历史着作中普遍存在。当然，其中也包含由于缺乏可靠材料而不得不略去的因素。但就多数着作来说，这并不是主要原因，而是或多或少地受到种族主义偏见的影响。1970年，詹尼特·亨利在普林斯顿大学召开的印第安学术会议上所作的发言中十分尖锐地批评了这种现象。许多美国历史学家，其中有的是进步历史学家都被点了名。例如，乔治·班克罗夫特、查尔斯·比尔德、卡尔·贝克尔、阿塞·M ·施莱辛格都由于在自己的书中未曾提到印第安人的土地被非法剥夺、杰克逊总统反对印第安人的政策、“眼泪之路”给印第安人带来的痛苦，或者没有肯定印第安人的经济发展而受到批评。（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