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组建的常备军在短期内使哈里发的权威得以恢复，将危机四伏的帝国统治继续维持下去（27），并同哈里发痛恨的伊朗兵相抗衡，哈里发的愿望似乎已经实现。但是，这种作用很快被禁卫军相反的行为抵销。他们常对哈里发提出过份的支薪要求，大大加重政府的财政负担。当这类要求不能满足时，这些全副武装的军人便对巴格达居民大肆抢掠，把这座“和平之城”变成“骚乱之城”。为避免军队的进一步骚扰和由此引起居民暴动，哈里发被迫将首都迁往巴格达以北约90公里的萨马拉（28），直到892年才迁回巴格达。866年，禁卫军在萨马拉和巴格达发动兵变，抢掠了哈里发的宫殿，变乱持续到第二年（29）。禁卫军的行为完全与哈里发的初衷背道而驰了。
    861年，禁卫军暗杀了哈里发穆台瓦基勒。 此举表面上是由哈里发之子唆使所为，实际上是穆台瓦基勒为了抑制马木路克日益膨胀的势力，没收了马木路克将领瓦希赫的财产所引起的（30）。这一暗杀事件表明禁卫军开始介入哈里发位的继承问题，哈里发大权旁落由此发端。以后，禁卫军与宫廷太后（多数也是突厥人）一起掌握了宫廷大权，哈里发逐渐变成傀儡，任由他们废立。
    我们知道，军队是国家统治者为了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而加以利用的工具，正象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在剥削制度下，“军队仍然是对内实现专制制度的目的，对外进行寡头统治集团所需要的战争的驯服工具”（31）。而9世纪后半期， 阿拉伯帝国的常备军，不但远非驯服工具，反而成为削弱乃至瓦解哈里发统治的祸害。这说明，阿拉伯帝国统治的柱石已开始坍塌，不能再支撑起帝国的大厦。同时说明帝国政治日趋黑暗，灭亡已指日可待。
    四
    阿拉伯帝国衰亡的第四方面重要原因，是帝国从9世纪后半期起， 出现严重的财政危机。关于这一点，伊本·赫尔顿和希提在研究中均未明确论及。但笔者认为这是不可忽视的关键问题。之所以出现财政危机，一是军费开支过大，二是统治者生活的奢侈，导致国家财政入不敷出，陷入危机。
    以前阿拉伯人进行征服时，主要军事力量是各部族组成的军队。这些部族军是志愿军，仅在有战事服军役期间领取口粮。在相对和平时期，国家真正的常备军几乎仅限于哈里发的为数不多的禁卫军，由政府供给粮饷。据马苏迪（？—956 年）的《黄金草原》记载，倭马亚朝前期，国家的常备军约6万人， 一年的军费开支约6000万第尔汗，包括了军属的生活费（32）。到9世纪初麦蒙统治时，步兵年薪为240第尔汗，骑兵年薪加倍。当时伊拉克地区约有军队12.5万人，年军费总数约为5000万第尔汗，加上其它地区，全国军费总数也不会超过1亿第尔汗（33）。
    阿拔斯朝中期，由于新军队的组建，帝国常备军总数增加使军费总量猛增。加之禁卫军常提出过分要求，使军费开支常超出正常限额。例如哈里发穆台瓦基勒刚继位时，为满足禁卫军的要求，准备了巨额收买费，尤其对新补充的士兵，被迫预付8个月的薪饷（34）。此例一开，军费增长的趋势便不可遏制。据泰伯里记载， 公元866年，“突厥兵、马格里布兵和一般雇佣兵的薪俸，在这一年必要数额达2亿第纳尔”（35）。若此记载准确，该数额几乎等于30多年前麦蒙统治时年军费的40倍，约相当于倭马亚朝时年军费的66倍强。从哈里发穆台迪德到穆克台菲统治期间（892—908年），马木路克军人的月均薪俸最初是1.2—7.2第纳尔，后增加到7.2—9.2第纳尔，但到929年，骑兵平均月薪已高达42第纳尔， 等于麦蒙时代骑兵月薪的42倍（36）！
    同军费猛增相匹敌的，是统治者的生活日益奢侈。最典型的事例是哈里发麦蒙与宰相之女布兰的婚礼，耗费的巨额财富令人难以置信。中世纪的阿拉伯史家皆对此作了详尽描述：婚礼之日，举行了豪华盛宴，向几组参加宴会者赠发了礼品，第一组每人得到一块麝香，里面包的礼单上标明是一处农庄或一块土地；第二组和第三组每人各得1万金币或1万银币。作为婚礼之夜的馈赠，麦蒙送给新娘1000颗价值连城的大钻石。一对新人站在用金丝编织成并镶满珍珠宝石的毯子上，婚礼大厅被各重300公斤的琥珀制大蜡烛照得如同白昼。此夜宫外照明烧掉的柴薪是专用140头骡马花一年时间每日三趟运到巴格达的。用来载客往返于底格里斯河与巴格达王宫之间的小船就准备了3万多只……（37）。此类事例在当时的史籍中屡见不鲜（38），说明统治者糜费之巨已相当惊人。
    与军费支出直线上升和统治者的挥霍无度成反比，阿拉伯帝国的财政收入却因版图缩小和其它因素呈现江河日下的趋势。据伊本·赫尔顿记载，麦蒙统治时帝国税收额仅现金约达43342万第尔汗（39）；据古达麦于928年写成的《租税论》中的收支表，穆台希木时，帝国的租税收入包括现金和实物约38829万第尔汗， 比麦蒙时显然减少。据伊本·胡尔达兹比（约912年卒）所着《省道记》，9世纪中叶至后半期，帝国的租税收入包括实物和现金总计约29926万第尔汗，比穆台希木时又减少许多（40）。
    支出和收入的强烈反差使阿拉伯帝国的财政濒于危机边缘。阿拔斯朝政府对此也有所察觉，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企图避免危机出现：
    1.提前预征租税。希拉尔（1055年卒）在《宰相之书》记载了哈里发穆台米德（870—892年）的宰相“伊斯迈尔·布尔布尔在一年内征收了赛瓦德两年的地租”，泰伯里也同样记载了“国库财物用尽之时，宰相伊斯迈尔·布尔布尔就向私地所有者提出要求，对他们的土地征收虚构年度的地税……”（41）。这种寅吃卯粮的作法使税制混乱，居民被迫纷纷逃离家园，政府税源进一步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