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上，由于独特的民主传统，早在17世纪初，北欧的农民代表已经进入了各国的等级议会。19世纪中期以后，3国的农民先后成立了自己的政党， 开始参与各级地方政府的工作。他们还分别发动和领导了各国近代的资产阶级革命，在各国实现了由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到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制的和平转变。从19世纪末到本世纪30年代初，北欧3国的政权主要由农民政党执掌。因此， 当近代北欧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登上政治舞台时，它所面对的不仅是一个工业资产阶级，而且还有一个强大的农民阶级。正如北欧的学者们所指出的，近代北欧社会没有出现类似其他欧洲国家中主要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军对垒的阶级结构，而是出现了无产阶级、农民、资产阶级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②。
    这种政治格局决定了北欧社会特殊的发展道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纵然有合作社组织，个体农民，特别是小农的社会经济地位仍然非常脆弱。在这一点上，它与工人阶级可以说是同病相怜，它们都迫切希望社会能够为它们提供可靠的保障。再加上北欧的工业革命来得晚，工、农两大阶级之间还保持着密切的先天联系，例如直到本世纪70年代，北欧3国的熟练工人中仍有四分之一为农民子弟。 这就使得这两个阶级能够在许多问题上进行合作。1929-1933年间北欧3 国在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严重打击之后，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受到削弱，3 国的社会民主党正是在各国农民政党的支持与合作下，先后取得了政权并且开始了较大规模的社会改革，开始建立所谓的福利国家。
    当然，资产阶级从一开始就不喜欢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福利国家制度。然而，当时北欧的北邻苏联已经爆发了社会主义革命，南邻德国则已建立了法西斯专政，而且这两股势力当时都大有蔓延之势。为了避免这两种不同极端的政治制度的出现，北欧的资产阶级不得不接受尚未触及资本主义制度根基的福利国家制度。
    在另一方面，虽然一般说来，任何一个政党一旦取得政权，都将充分利用它来为本阶级谋利益，然而由于三足鼎立的阶级结构，北欧社会民主党却不能轻易地那样做。他们即使政权在握，也只能采取一些稳健的、温和的措施来逐步改良社会，不可能推行激进的改革。因为，社会民主党的基本社会政策不仅既要为工人阶级，也要为农民带来益处，而且还必须能够为资产阶级所接受。任何激进的改革在客观上都容易将农民推向资产阶级一边，从而导致社会民主党的下台。这种情形在近代北欧历史上并不罕见。反过来也一样，资产阶级保守党即使执政，它们也必须对工人阶级和农民做出一定的让步，否则它们的统治也无法维持。这就是北欧近代史上的第二次阶级大妥协。所谓的北欧模式就是在这种阶级妥协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三、良好的全民教育
    北欧模式在政治上是以大众的民主为基础的。丹麦、挪威和瑞典分别于1901、1913和1918年实现了普遍选举权，这是北欧各国社会民主党走向执政的基本前提。北欧的公众对政治非常热心，选民的平均投票率一直大大高于其他西方国家。许多重大事务都要由全民公决来作最后的决定。这种大众民主当然要以整个民族较高的文化素质为基础，北欧3国从16世纪开始就重视全民教育， 这为北欧模式的形成创造了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
    16世纪以前，北欧的教育与西欧各国的情况基本相同，教育被天主教会所把持，受教育仅仅是少数贵族子弟的特权。16世纪的宗教改革使北欧3国都皈依了路德新教，教育也随之转由世俗政权管理，开始面向公众。特别是由于路德教的一个重要信条就是每个教徒都有权阅读《圣经》并由此而直接领受上帝旨意，这样，客观上激发了广大农民学文化的热情。神职人员的职责在很大程度上也由传播福音转变为传播文化。1687年的瑞典教会法甚至明确规定：教士有义务向其教民传授文化，使他们能够自行阅读《圣经》。为了推进这一群众性运动，当时北欧各地还曾定期举行朗读《圣经》的公开考试。考试不合者将被革除教籍（这就意味着不准结婚），这又等于把传授文化作为一项无形的义务压到了父母身上。为了传授文化，父母本身当然必须先有文化。这样在北欧就形成了一股全民学文化的热潮。这不仅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一重要的民主信念，而且在整体上大大提高了北欧3个国家的民族文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