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如果没有外来文化的传入，就没有今天的日本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讲，整个日本历史也就是对外来文化不断吸收的历史。在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日本经历了农耕时代、大化革新、明治维新及二次大战后的大转变时期，而每一个转变期都与外来文化的传入浪潮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了解日本吸收外来文化的历史，对促进今日中国改革开放，不无实际意义。
    外来文化的传入浪潮
    第一次是水稻文化的传入。公元前2—3世纪，水稻文化开始从中国大陆经由朝鲜半岛传入到日本。不久，耕作技术、铁器铜器等同中国江南的稻种一起，流传到日本九州一带，尔后逐渐普及到日本本州的西部和中部。从此日本由“绳文文化期”进入到“弥生文化期”。在这一时期里，日本人民告别了守猎和采集生活，逐步出现了村落和部落，最后不断扩大形成了众多的小国。因此，许多日本学者都把“弥生文化”期称作日本民族文化的定型期。而“弥生文化”的诞生，正是由水稻文化的传入而来的。因此可以说“水稻文化”使日本民族脱离朦昧状态走上人类文明之路并不言过。
    第二是随唐文化的传入。公元7—9世纪间，以佛教和儒学为代表的随唐文化一举传到日本。此时期可以说是日本吸收汉文化的最盛时期，为了学习隋唐丰硕的文化成果和先进的政治制度，日本派出了四次遣随使，和十九次隋唐使到中国。这些文化使节以虚心的态度和刻苦的学习精神把古代中国顶盛时期的文化精萃介绍到日本，致使当时的日本，无论从基层政权的设置还是中央政府的组织机构，乃至文学艺术、建筑格局、人们的生活方式等无不模仿中国的隋、唐两朝。对外来文化的广泛吸收，促进了日本民族文化的发展，此期间诞生了白凤期的美术；天平期的建筑；平安期的文学，还有日本的假名文字等。不仅如此，文化的发展还促进了社会的变革，着名的“大化革新”就发生在这一时期，它使民族割据的状态告一段落，日本由众多分散的小国，一跃成为以皇室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国家，完成了历史上的一大进步。
    第三次是西方近代文化的传入。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西方近代文化浪潮先后两次传入日本。先是十九世纪的明治维新、后是二十世纪的二次大战结束后的两个阶段。
    明治维新以前，日本一直是在汉文化的影响下发展的，明治维新以后西方文化的发展超过了汉文化日本开始向资本主义迈进。殖产兴业，富国强兵之路使其国力迅速强大起来。二次大战结束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更为日本所广泛吸收，并在社会各阶层中产生影响，导致政治、经济领域的全面改革，终于促进了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
    以上是日本吸收外来文化的三次高潮期。就整个日本历史而言，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又可分为活跃期和非活跃期。活跃期以外来文化的传入高潮时期为主，而非活跃期则以九至十二世纪和十六至十九世纪中叶时期为主。在活跃期里日本对外来文化是大量借鉴、广泛吸收，而在非活跃期里是对这些外来文化加以咀嚼消化，并与本民族的固有文化溶合在一起。由此可见，日本文化和社会的发展，经常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与此同时又能巧妙地溶合，保持了本民族固有的文化传统。
    日本在吸收外来文化中的特征
    外来文化给日本以深刻的影响，并在她的历史发展中起了巨大作用。那么，面对数次外来文化的传入高潮，日本民族是怎样把握时机，吸取精华，为己所用的呢？对此我们有必要研究一下日本在吸收外来文化方面所采取的一贯态度。
    （1）在吸收中善于舍取选择。
    大化革新前的日本，在世界上处于落后地位。面对领先于己的中国文化当然是非常崇拜和敬重。但是当这些异族文化涌入日本时，他们并非不加选择，全盘接受。例如中国的宦官制度由来已久，在隋唐时期非常盛行，并且流传到邻近的波斯帝国和朝鲜等国家。然而日本做为一衣带水的近邻，大量吸收隋唐文化时却将这种残酷腐朽的体制拒之门外。再如，孔孟之道在中国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孔子和孟子的学说结合在一起成为历代中国人的精神思想支柱，然而日本在接触这一思想体系时，却根据自己的国情，只接受孔子而拒绝孟子，当时的日本统治者认为，孟子的学说对其政权的稳定有所危害，所以孟柯的名字直到十七世纪以后才传到日本。另外，中国妇女的缠足和科举制度在中国历代封建社会里都很盛行，然而对日本却没有丝毫影响。
    以上例子可以看出，日本在接受外来文化上，并非不加选择全盘吸收，而是有严格的取舍标准，其原则就是：符合国情的，对国家政权的巩固和社会安定有利的取之，反之则舍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