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以长于吸收外来文化着称于世，以致于人们发出了“在世界历史上，很难在什么地方找到另一个自主的民族，如此成功地有计划地汲取外国文明”①的慨叹。这种“成功地有计划地”吸收外来文化的活动，一方面和政府的主动组织与主持分不开②，另一方面则和知识阶层的积极参与有着密切的关联。本文试图对日本知识阶层在吸收外来文化过程中的作用及心态作一探讨。
    一
    大体上说，日本知识阶层对于外来文化起着了解学习、介绍传播和改造运用的作用。
    从世界史范围来看，日本是较早地形成留学制度和习惯的国家。据文献记载，最早向中国派出留学生（僧）是在公元608年（推古天皇十六年，隋大业三年）。此年，圣德太子遣小野妹子使隋，同时派出留学生（僧）高向玄理、南渊请安、旻等8人赴隋学习③。有隋一代，日本向中国派遣的留学生（僧）， 在史籍上留下姓名的共13人④。至于唐代，日本派出的留学生（僧）更多，史籍留名的留学生26人，学问僧90人⑤。隋唐时代的日本留学生（僧）学习年限较长，有多至三四十年的，对中国文化有深切的了解。入宋以后，来华者多为僧人，而且不再由政府正式派遣，但受着日本佛教界留学习惯的无形支配，仍然一代接一代地来华学习，学习的内容也不限于佛教，而是包括儒学等在内的广泛的中国文化，故从本质上讲，学僧也就是留学生。两宋时代，留名史册的留学僧共131人⑥，超过了唐代。元代中日两国间虽然发生了战争，但并未影响留学僧的来华，已知的入元僧为222人⑦，创各代日本留学僧最高记录。明代来华日本僧也很可观，已知者为114人⑧，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大批禅僧是以政府使者身份来华的。直到清代，因满族入主中原，而日本知识界不以他们为汉族文化的正统代表，所以少有来华留学者。幕府末年，在和西方国家通交之后，日本又立即向这些文化发展高于自己的国家派出了留学生⑨。据不完全统计，幕末由幕府和各藩派出的留学生为148人⑩。明治以后，其规模更加扩大，自明治元年（1868年）至明治七年（1874年）计派出留学生585人（11）。如上所见，自第一次派出留学生的公元608年至今，已有将近1400余年的历史，这样源远流长的留学制度和传统在其他国家的历史上是不多见的。
    日本留学生深入他国社会之内，在所在国文化氛围中了解学习该国文化，不少人几乎达到了“无差别境界”。如某些五山禅僧写的汉诗被评为“不带和臭”（日本味），使中国学者也叹为观止。
    日本留学生（僧）在中国留学期间，无不广泛搜购典籍，复制文物，然后车载船装地运回国内，如玄昉回国时，带回经论1076部共5048卷，其数量差不多等于整个《开元大藏经》。又如园载，因归国时带书奇多，以致引发好友着名诗人陆龟蒙的慨叹，特写《闻元载上人挟儒书及释典归日本国更作一绝以送》诗，形容为“九流三教一时倾，万轴光凌渤澥声”，诗作述事不无夸张，但也足见其所携典籍数量之庞大及内容之繁富。再如空海在长安青龙寺学习时，不仅请宫廷画师李真为之临摩佛像，作祖师影，还雇了二十多位经生为之抄写密教经典。平安时代的留唐学僧，有所谓“入唐八家”，即除上述的空海外，尚有最澄、常晓、园行、园仁、惠运、园珍、宗睿，均以带回大批典籍文物而闻名史册。总之，这些人除带回自己“满腹经纶”的“软件”外，还进行大规模的搬运中国文化“硬件”的工作。因此，某些在中国已失传的典籍今天尚可在日本找到，其中部分功绩就归属于他们。
    留学生学习和掌握了外国文化之后，回国后便以不同的方式进行介绍传播。如大化改新的中心人物中大兄和中臣镰足便曾受教于留学隋唐归来的南渊请安，而近代以后的归国留学生充任各级学校教员者不可胜数，有的还自创学塾，讲授与传播西方文化，着名者如新井常之进（谦和社）、木村熊二（小诸义塾）、津田梅子（英学塾）、中江笃介（法兰西学舍）、马场辰猪（明治义塾）等。至于历代留学僧更是把他们得自异域的全部知识和体验传给弟子们。
    留学生之外的知识阶层中，也有不少人虽未出国门一步，但却终生坐读外国书籍，研究外国学问并加以传播。如江户时代的兰学家杉田玄白、前野良泽、大槻玄泽、桂川甫周、宇田川玄随、小石元瑞、桥本宗吉、志筑忠雄、吉雄俊藏，以及幕末的伊东玄朴、绪方洪庵等都是这样的西方文化研究家和传播者，他们弟子如云，影响深远。而这样的现象在同时代的中国历史上却是几乎见不到的。
    近代以来，日本的知识分子更通过办报、教学、讲演、着述、翻译等不同方式广为传播外来文化，并以可能的方式推动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日本化。在这方面最为典型的代表人物是福泽谕吉（1835—1901年）。他出身于九州中津藩的武士家庭。20岁时离家前往长崎学习荷兰语，21岁转入大阪绪方洪庵主持的“适适斋”继续学习兰学，25岁改学英语，此后至33岁两次赴美，一次赴欧。总之，20岁至33岁是他了解学习西方近代文化的时期。此后，他创办庆应义塾，结“明六社”，创《时事新报》，前后写出《西洋旅行指南》、《西洋衣食住》、《训蒙穷理图解》、《万国一览》、《世界国尽》、《西洋事情》、《劝学篇》、《文明论概略》等着作计57种100册。直到去世，他终生致力于介绍、传播、移植西方近代文化， 并为由此途径实现日本的近代化而奋斗。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们从事西洋学的人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介绍西洋的实际情况，促使日本国民有所变通，早日进入文明开化的大门。”（12）他还把日本文化与西方文化详加比较，探究日本不如西方之处，指出学习西方的正确途径与方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