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吸收外来文化过程中，执政者往往起用对外国事物有较深了解的知识分子作为自己的顾问和智囊，这在日本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如大化改新时代的僧旻、高向玄理被委任为“国博士”，成为改新的思想指导者，而平安时代的汉诗文大家菅原道真居于朝廷外交要冲，至于室町时代则多以汉学修养高深的禅僧充任幕府的政治和外交顾问乃至政府使节，如绝海中津、坚中圭密、明室梵亮、龙室道渊、恕中中誓、东洋允澎、天马清启、竺芳妙茂等都是。江户时代也继承了这一传统，硕儒藤原惺窝、林罗山都充当过德川家康的政治顾问。
    知识阶层对于输入的外来文化并非简单传播和搬用，而是依据日本的“风土”加以改造，如他们把以“孝”为本的中国儒学伦理观改为以“忠”为本的日本伦理观，把西方的“自然权利”概念通变为日本人易于理解和接受的“天赋人权”，如此等等。显然，如果没有这样一番改造运用，外来文化便不能在日本生根并产生影响。
    外来文化的吸收，对于知识分子来说，除了要有相当的文化水准和相应的专业知识外，还需要有对本民族的使命感和献身精神。知识分子具有较强的时代意识，他们往往以特有的敏感，在世界潮流中估量本民族所处的地位，进而作出相应的反应和积极的努力，以探索民族的进路。例如，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在日本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日本着名汉学者、当时日本最高学府昌平夤舍长斋藤竹堂感慨万端地写诗道：“海外之州迹渺茫，忽闻西虏势腾骧。蛾眉解作三军帅（13），鸟嘴利于千段枪。铁舰胶沙推不动，绒旗委地暗无光。休言胜败属秦越，自古筹边戒履霜”（14）。可以看出，他对西方国家来势之凶猛，武器之精良留有很深的印象，他立即告诫日本人，勿谓胜败于己无关，严重的民族危亡之秋即将到来。他写了《鸦片始末》、《续鸦片始末》等书，许多学者为他写序作跋，共同呐喊。诗人山田芳谷也写了“勿恃内海多礁砂，支那倾复是前车。浙江一带唯流水，巨舰溯来欧罗巴”（15）的诗章，呼吁国人清醒应变。此外，盐谷宕阴等也告诫说：“西海之烟氛，又庸知不其为东海之霜也哉！”（16）中国人魏源写的《海国图志》在此时的日本也成了热门书。尽管伯理舰队1853年前来叩关时，日本人仍显得手忙脚乱，但应当看到，由于一批知识分子在鸦片战争后作了十年左右的唤醒工作，日本民族对西方资本主义入侵的心理准备要比中国充分得多，这庶几也是后来两国结局不同的原因之一。又如，着名兰学者佐久间象山在《安政条约》签订之后，力主开国，他认为当今世界科学技术大开，各国势力大伸，这是一种“天运”，即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日本也奈何不了。日本应当与外国以礼相交，并学习它们的长处，尤其是西方的科技，使日本成为世界大国。这在当时是卓越的见解。在他应召前往京都准备出山时，更以“天下治乱系于一身”自命。但是，他的活动遭到攘夷派的憎恶。他外出乘马，必用洋式马鞍，更为攘夷派所忌恨，他对此不加理会，活动如常，终于被刺身亡。此外，像横井小楠、森有礼等也都因力主引进外来先进文化而死于攘夷派或顽固守旧分子的刀下（17）。
    至于在大规模移植外国先进文化，进行革命性变革和建设时，更需要一大批受过先进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担当重任。如明治年间，一代留学生在各个不同的领域进行了创造性的移植西方文化的活动，成绩卓着，其着名者如：政治和法制方面的伊藤博文、井上毅，经济方面的澁泽荣一，陆军方面的桂太郎，海军方面的山本权兵卫，民权运动方面的中江兆民、马场辰猪，舆论和教育方面的福泽谕吉、中村正直，美术方面的黑田清辉，文学方面的森鸥外、夏目漱石，自然科学方面的伊藤圭介、菊池大麓，哲学方面的西周等等。这些人物不尽相同，也各有其阶级局限性或历史局限性，但以历史主义的眼光来看，他们无疑在吸收近代西方文化推动日本近代化过程中，作出过很大的努力和贡献。即使存在着为数众多的本国知识分子，但由于在质和量上的不足，便出现了大规模聘任外国知识分子——西方专家帮助移植先进文化的现象。这种现象最好不过地说明了，知识分子在吸收外来文化上起了重要的作用。
    二
    对外来文化的大规模吸收，由于是在不同文化的撞击中进行的，并常伴随着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变革，所以在日本的知识阶层内部每每有着极其不同的反响。明治年间，在吸收西方近代文化时，这一点表现得尤其突出。
    某些西方文化排斥论者认为，西方的穷理之学只不过是一种“分析术”，而拿出显微镜是看不见父子君臣之道的。即使西方的兵法也是学不得的，因为那样做的结果，似得权宜之便，却有伤于“大本”。为了防洋贼，就去学洋术，那岂不等于为了和狗斗就去学狗咬吗（18）？还有人（如佐田昌介）提出了“洋灯亡国论”，认为洋货的输入会导致日本亡国，并坚持佛教的“须弥山世界观”，反对西方科学思想的移植和传播。总之，凡西方事物，从“形而上”到“形而下”，都应坚决排斥之。与此相反，某些主张“全盘西化”的论者认为，日本事物“幼稚卑陋”，不足以自存。日本文字应该废除，代之以拉丁文（这方面的代表人物首推南部义筹）。日本人种不论在肉体上还是智力上都劣于西洋人种，很难与之竞争，所以，日本男人应明了自然淘汰和适者生存的法则，与自己的日本妻子离婚，而跟具有更优秀的肉体和智力的西洋女子结婚（19），云云。连人种都要“西化”，其他自不必说了。
    当然，这些都是极端的例子，不能代表知识分子的主流。如前所述，在先进外来文化的移植中，知识分子是主动而积极的参与者，同时，由于他们处于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交汇的涡流中，因而，他们的心态也常常是飘摇无定和十分复杂的。概而言之，一方面，他们希望通过对外来先进文化的吸收，使本民族赶上时代潮流，飞速进步。另一方面，又忧虑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会造成种种弊端，尤其是有可能导致日本传统文化特色的丧失。所以不少知识分子经常不断地修改自己的态度。这种心态在大规模吸收西方文化的明治时代，表现得最为突出。福泽谕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众所周知，福泽谕吉在明治初年曾如醉如痴地追求西方文化，但在1877（明治十）年却告诫日本人要有“抵抗精神”。他说：“察日本近年之情况，被文明的虚伪之说所欺骗，抵抗精神渐趋衰颓，忧国之士不可不讲求防救之术。”（20）翌年，他对西方文化作了更明确的表态，称：“吾人看法与（西洋文化）醉心论者全然不同，吾人对于我国不是一个新的西洋国家不唯不为之愤嫉，反为试图做西洋国家的想法而深感忧虑。”（21）好像他自己从来就不曾醉心西方文化，也不曾想使日本做一个西方国家似的。接着他又说：“既已有固有之文明，何故又欲加以抛弃？以固有之智力而行固有之事，兼采西洋事物以为我固有之物。且弃之者要使其极少，采之者要使其极多。”（22）这段话虽不长，但涵义却很丰富，至少有以下三点值得注意：（一）对传统文化不能抛弃；（二）应兼采西方文化使之丰富传统文化；（三）对传统文化应尽量少抛弃，对西方文化应尽量多吸收，即实行“少弃多采”主义。笔者认为，福泽谕吉在这里提出的文化上的“少弃多采”主义，也可以说是自古以来日本处理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关系的一贯作法，唯其如此，才有今日日本文化之兼容并蓄的特色。
    此外，像加藤弘之、西村茂树等人也都有着由鼓吹外来思想而回归传统思想的经历。在他们之后，明治和大正时代的知识分子，如被称为近代文豪的夏目漱石和森鸥外等人，其思想也多有曲折和惶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