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目漱石汉学修养极深，34—36岁（1900—1903年）时前往英国留学二年，专攻英国文学。在留学生活时期，曾深深陷入不同文化的矛盾冲突中而不得安宁。他一生都在体味、描绘和批评日本人在外来文化和传统文化撞击中的感受和表现。作为一个有时代感的知识分子，他承认近代西方文化的先进性，认为“西洋的开化动如行云流水”，“似花开绽蕾”般的自然，是一种“内发的”文明开化（23）。因而他反对文化上的“国粹保存主义”，指出，“在东西交往的今天，国粹保存主义想把过去的东西原封不动地加以复活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种主义只不过是喧嚣一时而并无实效，虽进行反抗，终被时代的大趋势所压倒。这就是一般的形势”（24）。同时，他对于日本文化在与西方文化相交时的态势也有深刻的见解，指出，“当财力、脑力、体力和道德力非常悬殊的民族在鼻尖对鼻尖地相遇时，低的一方就会顷刻丧失自己的过去”（25）。但是，夏目漱石又是一个个性很强的“感情型”人物，尽管看清了“大趋势”却又十分不甘于在西方文化的浪潮冲击下随波逐流，成为西方文化的简单模仿者。他强调日本人的“自我本位”，宣称绝不做“英国人的奴婢”，反对成为“日本人的身子配西洋人的脑袋的怪物”。他在一系列作品中表达了对模仿文明的反感和不安（26）。如他在《现代日本的开化》中不无揶揄地说：“受到这种（外发的）开化的影响的国民必然会有某种空虚感，也必然抱有某种不满及不安之念。有些人似乎以为这种开化是内发的并沾沾自喜，实为不妥。这颇为时髦，但并不得体，既虚伪，又轻薄，就像小孩吸烟一样，连烟味为何物尚且不知，就装出一付大得其味无穷之妙的样子。……日本人真是怪可怜巴巴的民族。”（27）夏目漱石辛辣嘲讽日本人的轻薄肤浅和“打肿脸充胖子”式的文明开化，归根结底是他有两怕：一怕丧失“自己的过去”，二怕丧失“日本人的特性”。为此，他烦恼不安的灵魂，一生未得稍息。那么，他为这个因急于文明开化而患病的日本开了什么良方呢？如他自己所说，“我无良策，只能说点冠冕堂皇的话，就是在尽可能不得神经衰弱的情况下来进行内发性的变化。如此而已，岂有他哉。”（28）他所说的“内发性的变化”，指的是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在保持本民族特色的情况下，求得一些实质性的进步和变革。
    与夏目漱石同时代的森鸥外于1884（明治十七）年前往德国留学，专攻医学，他在途中写的《航西日记》中，记述了他能有机会亲自接触和摄取西欧文明的“欲毋喜不可得也”（29）的心情。但在获得四年留学体验回国之后，他却自称为“留洋归来的保守主义者”，认为“长期存在的东西自有其存在的理由”，因之，他反对完全以西欧为模式来改变日本的风习、制度和机构。当然，他也绝不是一个真正的保守主义者，而是积极主张知识分子应具有调和日、西文化的能力，并把这类知识分子看作是理想的学者和希望之所在。如1911（明治四十四）年他在悼念田口卯吉的文章《鼎轩先生》中写道：“我把近世的学者分为一只脚的学者和两只脚的学者。新的日本是东洋文化和西洋文化汇合之处，因之，既有立足于东洋文化之学者，也有立足于西洋文化的学者；二者都是一只脚着地。不过，虽然是单足独立，但也有像大树那样根深蒂固，脚下有力，推也推不倒的人。这样的人，无论是东洋学家——国学家和汉学家——还是西洋学家，都是有用之材。不过，这种一只脚的学者意见偏颇。因为偏颇，所以他们的意见一旦付诸实践就要出毛病。……现在许多学术上的纠葛和冲突就是这两种因素之争。所以，时代特别需要两只脚的学者，即需要那些一只脚立足于东洋文化，而另一只脚立足于西洋文化的人。……这样的人是现代所必需的调和性因素，然而这样的人又最为难得。”（30）森鸥外所推崇的就是像死者鼎轩先生这样的学者，他还希望能出现踏着田口卯吉足迹前进的“两只脚的学者”。由此，森鸥外认为，在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的接合点上活动的学者，应是对两种文化都有深刻的了解，意见不失偏颇，并善于调和和处理二者关系的学者，只有他们才是时代所需要的最理想的学者。
    青年时代的森鸥外对醉心西方文化的现象批评较多，这可能和当时适逢“洋风”衰颓、“和风”旺盛的时代背景有关。晚年的森鸥外对西方文化表现出更宽广的胸怀。如他在1914（大正三）年写的《〈人生记〉序》中说：“吾人已入于世界潮流之中，但不应任自漂流。往者不可追。作为新人，吾人迎来了新的时代，即应站在新的立足点上，宣传新的使命。吾人永远不能墨守偏狭的、顽固的、僵死的习惯和道德，不能逆世界活的潮流而动。吾人也必须了解原来所不了解的事物。”（31）他又说：“欲觉醒于新道德、新政治、新宗教、新文学，并欲奋起而创造者，首应使自己深刻化，使自己之内涵更加丰富。没有包涵和宽容便没有创造。吾人势必要抛弃旧道德，而接受富有生气之新道德。从此一意义上讲，今日之急务在于，更多地撷取西洋文明之成果以资进行伟大的精神上之刷新。此急务之艰巨，实数倍于明治初年。欲使自己伟大，便须不吝容纳他人之伟大。我等待着一个包容了世界上一切民族之优点的新的民族的出现。”（32）
    要使自己伟大，就要容纳他人之伟大，要使日本成为吸收世界上一切民族优秀之点的新的民族，这就是立足于东西两洋文化的森鸥外所提出的希望和追求。
    虽然调和东西方文化是明治时期一代知识分子的追求，但这种调和又殊非易事。1894（明治二十七）年自杀的青年诗人和评论家北村透谷，在其死的前一年，曾就日本文化界的现状和他的苦闷在《国民与思想》中写过如下文字：“或曰我恪守英国思想，或曰我传播美国思想，我而何，我而何，各欲依据其所学之思想而指导国民。但若有谁稍提禅道，即被骂为‘固陋’；稍论元禄文学，即被称做‘苟且之复古倾向’。呜呼，不幸的今日之国民呀！非洋上舶来之思想，即应信其不值一顾吗？他们如此被卷入模仿之漩涡欲到何时。今日之思想界，期待明达之士久矣，何不奋然而起，在此民族之上建树起不愧为立足于19世纪之世界的创造性力量。复古，不可期；消化，亦不可期。谁能把犹如珍珠似的西洋思想调和到强韧的东洋情趣之上？出来吧，你诗人呀！出来吧，你真正的国民的大思想家呀！外来的力量和过去的力量，眼下已见得够多了，而缺少的是创造性的力量。”（33）行文之中，表明这位青年文学家在两种文化（即所谓“外来的力量”和“过去的力量”）的冲突面前，呼吁和寻觅“创造性力量”的出现，也即摸索出对东西方文化进行综合创新的正确途径。而在这种摸索中，既表现出了他的使命感，又表现出了一种无能为力的失落感和苦闷。
    陆羯南对于西方文化也存在着极其矛盾的心理；他一方面称赞“泰西文明的善美”，尤其是西方的理学、经济和实业使人艳羡，但另一方面又害怕对西方文化的囫囵吞枣式的吸收可能给日本带来危险，其一是，日本民族将丧失自己的个性，地图上的“日本”将成为仅具空名之岛屿；其二是，资本主义经济的采用将导致君民抗争和劳资对立，破坏国民内部的统一，无力对抗西方列强的侵略（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