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堕罗锛底，唐杜佑《通典》卷188《南海诸国传》中的投和传说，“王姓投和罗……王宿卫之士百余人。……官属有朝清将军，总知国政。又参军、功曹、主簿、城局、金威将军、赞理、赞府诸官，分理文武。又有州及郡县，州有参军、郡有金威将军，县有城局”。这一段文字，是不可信的，这一连串的中国官名，看来是当时堕罗锛底不可能有的。堕罗锛底兴起于六世纪扶南衰败之后，还是一个比较原始的国家，按《通典》同卷同一条说，尚处于“国无赋税”，怎么能建立这么一套完整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国家机器养活着一大批官员呢？
    至于骠国，迄今尚未看到有关这个国家的行政机器、军队等方面情况的文字资料。《新唐书·骠国传》提到“有罪者束五竹捶背，重者五、轻者三，杀人则死”。有人认为，这是“骠国的统治阶级用严酷的刑罚来镇压人民的反抗”。其实，这条刑法只能说明骠人的刑罚极轻，除杀人抵死外，并无酷刑。从现有的材料看，骠国也并没有完整的国家机器，以至有人认为它是部落联盟型的国家。（见陈赛《关于缅族的形成问题》）
    十世纪前后的室利佛逝，仍具有从原始社会脱胎出来的国家的特点。据宋人赵汝适在《诸番志》中的记载，三佛齐（宋人称室利佛逝为三佛齐）“累甓为城，周数十里，国王出入乘船。……其人民散居城外，或作牌水居，铺版覆茅，不输租赋。习水陆战，有所征伐，随时调发，立酋长率领，皆自备兵器食粮”。“国王死，国人削发成服，其侍人各愿殉死，积薪烈焰，跃入其中，名曰同生死”。更早几个世纪，《新唐书》卷222南蛮传在提到诃陵时说，当地“国人推女子为王”， 可见还处于更为原始的时期，至少还保存着母系氏族的残余。
    早期东南亚国家中，只有占婆的政治制度，较为完整。据当地碑铭记载，“占婆国君的侍臣，有刹帝利、婆罗门、博七、太史、伐师”（冯承钧译马司帛乐着《扶南史》第10页）。我国《隋书》卷82页上说：国之“尊官有二”，“属官有三等”，“外官为二百余部”。“其王或以兄为副王，或以次弟为副王。设高官凡八员，东西南北各二，分治其事，无俸禄，令其所管士俗资给之。别置文吏五十余员，有郎中、员外、秀才之称，分资储宝货等事，亦无资俸，但给龟鱼充食及免调役而已。又有司帑廪者十二员，主军卒者二百余员，皆无月俸”。占婆的统治机构虽已较完整，但其较为原始的性质还是显而易见的，其一个方面是各级官员均无俸禄。第二个方面是，占婆和当时东南亚的许多国家一样，还没有监狱。环王（即占婆）“不设刑，有罪者，使象践之，或送不劳山界自死”。
    从上述可见，尽管东南亚早期国家发展和成熟的程度不一，但是，其国家机器都还是不完整的，有的还具有较为浓厚的氏族公社的色彩。
    （三）佛教和印度教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
    东南亚早期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伴随着印度教和佛教传入这一地区。在印度教和佛教传入东南亚以前，这一地区的氏族部落社会中就早已出现了原始宗教，其中最主要的是神灵崇拜，即认为宇宙间万物皆有神灵，山川草木动物之神无不能支配人们的命运。古代缅甸人称这些神灵为“奈特”（Nat）， 古代泰国人则称之为“菲”（Phi）。柬埔寨、老挝和印尼等国古代居民，也都认为世间充满了神灵。这些神灵，有的凶恶，有的善良，能把灾祸降临到人们身上，人们必须供奉、祭祀、念咒、祈求神灵保佑，才能生活安宁，稻谷丰登，牲畜兴旺。除了神灵崇拜，远古东南亚一些地区的居民还崇拜太阳等自然神，崇拜建立部落，建立村寨的祖先。神灵崇拜，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特别是前两者）反映了远古东南亚居民的宗教信仰。
    当东南亚最初的国家出现以后，这些古代的神显然不能符合阶级社会的统治者对广大居民阶层进行剥削和压迫的需要了，也不能符合东南亚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东南亚早期国家一出现，就受到了当时封建文化已经很发达的中国和印度的影响。在中国，公元前二世纪汉武帝以来，儒家学说已定于一尊，成了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在印度，从公元前后到公元十世纪，还是佛教和印度教并存的时期。虽然中、印两国对东南亚早期历史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在意识形态方面，除了红河下游地区，早期东南亚国家却主要受了印度宗教的影响，而基本上没有受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
    原因当然不是法国学者塞代斯在《印度支那的印度化国家》当中说的中国的影响是伴随着军事征服和政治统治而来的，而在于当时东南亚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和性质。如我在前面所叙述的，当时东南亚正处于从原始公社向早期国家的过渡中，作为当地社会基础的农村公社，不同于中国的封建土地所有制。这样的政治经济状况，使他们很难接受儒家学说，何况两汉是经学兴盛的时代，汉儒们解释儒家经典，往往繁琐复杂，更难以为当时东南亚的居民所接受。而印度的佛教和印度教，却很适应当地的需要，很适合当地统治者的胃口。这些正是早期东南亚国家统治者神化王权、维护专制统治的急需品，而且，它那种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同东南亚地区盛行的精灵崇拜，也大有相通之处。因此，印度教就很容易被当地社会特别是当地上层统治者所接受和利用。至于佛教，特别是原始的小乘佛教，本身就包含了为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都可能接受的内容。它劝导人们逆来顺受、消极厌世的思想，有利于剥削阶级的统治、剥削和压迫，而它所宣扬的“生死轮回”，由“业”来决定来世报应的理论，又给在痛苦中挣扎的人以积善成佛，来世享福的幻想和安慰，也易于为阶级社会中受苦受难的人们所接受。
    除了上述原因，早期东南亚国家之所以主要接受印度文化的影响，还有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东汉以后，中国长期陷于分裂，直到六世纪末隋王朝兴起才统一，这就使中国这一时期对东南亚的影响削弱了，而印度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正值强大的芨多王朝统治时期，更能给东南亚国家以有力影响。其次，直到唐中叶以前，中国的经济重心一直在北方，西北陆上丝绸之路一直远比海上丝绸之路重要和兴旺，南海贸易并不发达，加之封建国家垄断贸易，比起十世纪以前的印度来，对东南亚国家的商业贸易特别是私人贸易相对说来要少些。这些都有利于印度文化在早期东南亚国家的传播。而到中国隋唐时期强盛时，东南亚广大地区已接受了印度传来的宗教文化。第三，公元最初几个世纪，印度曾有过向东南亚移民的浪潮，而中国在中唐以前除了僧侣，还很少有民间商人到东南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