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登·怀特（Hayden White）是当今美国最重要的历史理论理论家之一。他的历史理论把着眼点放在历史叙述的基本喻说形式以及由此而生发的情节效果、解释功能和意识形态内容上。怀特在历史研究领域内提出的喻说理论与当今西方的哲学、文学理论、语言学等都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使得怀特的学术影响遍及当今西方人文科学的许多领域。怀特的喻说理论究竟有何特色？它对我们了解和认识历史究竟提供了一个怎样的角度？它为何能在人文科学研究中引起广泛的注意？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先从“喻说”这个概念谈起。
    在古典修辞学那里，“喻说”（trope）泛指语言的各种修辞手法。 除了我们所熟悉的“明喻”、“暗喻”、“提喻”等之外，喻说还包括“押头韵”这样的音韵特征，以及诸如“轭式搭配法”（Zeugma）这样的逻辑关系。古典修辞学对各种喻说形式的研究是从它们的可分类性和可传授性出发的。古典修辞学因而被设计成一门可以按图索骥的实用性知识。
    现代“喻说理论”（tropology）的研究目的不再是一一区分、 甄别和列举可能的修辞手段或描述它们的可能语言效果。它所关心的是如何从哲学的角度去确定最基本的修辞格，规定它们的数目，说明它们重要性的不同等次，并进而解释它们与人的知识结构的关系。然而，喻说理论毕竟是发轫于修辞学。它和修辞学实际上都是想回答一个困扰了人们千百年的问题：语言到底具有怎样的表现功能？
    古典修辞学和现代喻说理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其实已经包含在它们各自对研究对象以及研究目的规定之中了。修辞学是把喻说当作语言的特殊表达形式来研究的。对于“正常”的语言表达方式，喻说是“偏差”和“背离”。对“正常”和“特殊”的区别，这本身就预先假设了语言符号有可能与其内容完全一致，假设了语言表达可以避免喻说的非透明性。因此，就在修辞学认可喻说的积极效果时，它仍然把它们看成是符号与内容脱节的隐患和差误交际的起因。
    喻说理论是把喻说当作思想和意识的普遍的、正常的模式来研究的。思想在把握其对象的时候，它的方式有其固定的结构，这些结构是按人们使用的语言的基本喻说类型形成的。人的思想不可能超越喻说过程而获得纯粹的思维形式，就连逻辑这个最“纯粹”的思维形式也包含着喻说的成份，例如，在归纳法从具体推理一般的时候，它实际上是和运用“比喻”一样，用已经熟悉的事物去认识陌生的事物。若不借助喻说，人的思想就无法跨越具体与一般之间的那道鸿沟。
    一、两种喻说理论
    喻说理论一般有二重式和四重式两种。二重式最着名的是结构主义语言学家雅可布森的“隐喻”（metaphor）和“换喻”（metonymy）学说。在雅氏那里，它们分别代表语言的分解和组合功能原则。这两个原则同时又被结构主义看作是人类一切思想活动的基本原则，具有普遍的认识论价值。列维一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文化学和拉康的结构精神分析理论都是以雅氏的二重式喻说理论为主要依据的。
    海登·怀特的历史喻说理论是一种四重式的理论。怀特在《元历史》（Metahistory,1973）、《话语的喻说理论》（Tropics of Discourse,1978）和《形式的内容》（Content of Form,1987）三本着作中多方面地阐述和涉及了这一理论。怀特告诉我们，他的理论来源于十八世纪意大利哲学家维柯。维柯的四重式喻说理论，贯穿于他对后世影响极大的语言理论和人类文化发展理论之中。
    维柯所确定的四种最基本的喻说格是“隐喻”（metaphor ）、 “换喻”（metonymy）、“提喻”（synecdoche）和“讽喻”（irony）。维柯认为“隐喻”是无等级的，也就是说是生成其它喻说格的喻说格。“换喻”和“提喻”是“隐喻”的发展形态，而“讽喻”则是“隐喻”的相反形态。喻说理论虽然从修辞学那里接过这些关于“喻”的术语，但它们的含义却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因而形成了新的概念。为了便于让这些概念被理解为新概念，我将用“同中见异”、“分离相邻”、“整体部分”、“言意相异”来分别代替“隐”、“换”、“提”、“讽”四“喻”。
    维柯曾用原始人类为“雷电”这一自然现象命名的过程来说明四种喻说格顺次演进的规律。怀特对此十分重视，因为他认为：“人类知识的起源，因而也是人类社会和文化的起源，都在于原始人类的命名能力。”①命名过程乃是原始人类用自然人所熟悉的属性去认同自然事物的那个陌生而充满威胁的世界，这个过程便是我们从原始神话和传说得到的真正意义。命名也就是“异中见同”。
    原始人以“雷”命名雷这一自然现象，意思是指“发怒”。这个自然现象一旦获得了这个名称，它随即成为“分离相邻”和“整体部分”这两个喻说格进一步发展的对象。“分离相邻”把雷的“怒”与它的人化起因联系起来，由它而邻向创造出一个与此自然现象相联系的“神”。“整体部分”则把具体的“怒神”扩展为抽象的整体概念：“众神”。“众神”与具体的自然现象已经没有直接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