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言意相异”的过程便开始了，在这个过程中人察觉到了字词与事物之间的脱离。思想不再以事物，而是以思想本身为对象。语言不能充分表现其对象，这个问题经过了喻说的种种阶段，终于暴露了出来。人们走出了自然的“隐喻”语言，开始有意识地运用修辞格。
    维柯的语言哲学把语言功能分成“诗的”和“思想的”两类。这不是就它们的本质而说的，而是就它们在喻说循环中所处的不同阶段而言的。这种区分完全不同于本质论地将语言对立二分为“诗的”和“散文的”（例如说诗的“本质”是“形象思维”或“隐喻”，而散文的则不是）。
    维柯的文化史观也是以他的喻说阶段说为基础的。维柯认为，一切人类文化在从原始形态向文明形态发展的过程中，都要经过宗教的、诗的、散文的这三个阶段。它们分别以其独特的人本质形式（宗教、英雄和人）为标志。人类文化在完成这些阶段后，就会循环地回复到野蛮阶段。野蛮既是文明的逆反，又是文明的开端。
    维柯的喻说理论对怀特影响很大。怀特认为，维柯看到了语言和现实、意识和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在维柯那里，文化发展诸阶段中的社会组织方法和人们将人生经验的陌生方面与已知方面相联系的方式是一致的，它们同以四种基本的喻说格为特征。维柯把喻说理论既用作文化研究的分析方法，又用作它的描述模式。这样，人的思想过程和语言过程，意识发展和文化发展，理解形态和喻说表述就互相联系和统一起来。
    怀特的喻说理论继承了维柯的宽阔视野，但它又和维柯的理论有两个重要的不相同处：一是它的基础不再是思辨哲学，而是皮亚杰关于儿童知识发展的生成心理学；二是它涉及的领域不是人类文化史，而是普遍的历史叙述。前一个特点使怀特的理论能在求实时代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引起广泛的重视，后一个特点又使它能跻身于处于后结构、后现代时期的西方文学批评。
    怀特在皮亚杰那里找到了喻说理论的本体和心理生成依据。皮亚杰认为，在18个月以前的婴儿一般处于“感觉”阶段之中。这时婴儿尚不能将自己与周围对象区分开来，一切对象都是以他为中心而存在的。到了18个月以后，婴儿原先以自我为中心的认识空间发生了非中心的变化。皮亚杰称此为“哥尔白尼式的革命”，因为婴儿开始知觉他与周围对象之间的相邻的，而不是同一的关系。这是儿童能开始学习语言的认识基础：语言就是以一物涉及另一物的符号关系。7岁至12 岁的儿童智力又会发生另一种发展。他开始能够运用逻辑，运用逆反和整体部分关系来思想。皮亚杰称此为前成年逻辑，因为它是以具体对象而不是以文字陈述为其内容的。12岁以后，人具有了“命题逻辑”的能力，也就是将思想与它的具体对象分离的能力。人运用命题逻辑能用不止一种的，有时是相互矛盾、相互排斥的方式讲述同一对象，言和意之间的同一关系已经丧失了。不难看出，这四个阶段同“异中见同”、“分离相邻”、“整体部分”和“言意相异”这四种喻说格非常契合。
    作为历史理论家，怀特要说明的是这些喻说格在历史叙述话语中的结构功能。怀特认为，历史学家不可能在叙述形式之外把握历史。任何历史叙述必然包含历史叙述者对历史和现代的解释。纯客观的、透明的、独立于历史家个人解释倾向的历史是不存在的。然而，历史解释却并不是无限多样、因人而殊的。怀特指出，在历史叙述中所呈现的各种形态的解释，无论是它们的类型，还是这些类型的数目，都受到语言表述基本喻说格形态的制约。
    二、历史叙述的情节效果
    怀特认为，历史学家对历史和现今的解释在历史叙述中呈现三种形态。一、审美形态（表现为对叙述结构形式的选择）；二、认识形态（表现为对解释范型的选择）；三、伦理形态（表现为对如何从历史表现的意识形态内容中得出对当代社会的某种态度）。
    在怀特看来，叙述审美形态的释义表现方式只能有四种形式，他将它们称作为“情节效果”。这些情节效果分别是浪漫史、喜剧、悲剧和讽刺剧（闹剧）。这些情节效果是与它们同名的文学样式或形式的内容。正是这些形式将特定的意义赋于历史“事实”的。作为“事实”的历史事件只是因为被放进了特定的叙述形式方才获得了它们特定的意义。因此怀特说，历史事件只不过是某种故事的可能成份，决无所谓“本来面目”可言。
    怀特借用了诺斯罗泼·弗莱（Northrop Frye）对文学叙述形式的内容分析。他指出，浪漫史这一形式的内容是“如愿以偿”，喜剧的是“调和化解”，悲剧的是“法则启示”，讽刺剧（闹剧）的是“反复无常，无目的可言”。人们也许认为，唯有文学才具有这样的一些形式，而作为“科学”的历史则理应超越它们，以期成为纯客观的叙述。怀特指出，这是办不到的。这不是一个历史叙述者是否意欲向文学讨取形式的问题。这是因为，历史叙述和文学叙述所必不可缺的形式连贯性共同植根于人类文化的神话认识之中，怀特和维柯一样，看到现代人认识的基本方式类型是随同人类文化的形成而形成的。
    怀特以西方的一些实际历史着作为例说明对历史事件的叙述必然包含不同的、但类型相当稳定的“故事”。同一个法国大革命，在米契莱（Jules Michelet）的《法国革命史》的叙述中是一个浪漫史，在阮克（Leopold Von Ranke）的《政治谈话录》的叙述中是一个喜剧，而在马克思的《黑格尔权利哲学批判》中则是一个关于封建王朝的悲剧。
    怀特指出，就连那些最反对在历史叙述中带有情节效果的历史学家也不能使他们的自己的历史叙述不带上情节效果。例如波克哈特（Jacob Christoph Burckhardt）在他的《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文明》一书中，故意不满足读者对历史叙述形式连贯性的期待。但这样一来，他所追求的恰恰是讽刺剧作者们所追求的效果。拒绝为叙述选择形式本身就是一种形式的选择。把历史叙述为诡谲莫测、反复无常，与把历史叙述成“如愿以偿”、“调和化解”或“法则启示”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这也同样是在悄悄地用某种情节结构形式表达历史叙述者对历史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