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归国后的梁启超是新文化运动的骁将，对此笔者已有专文论列[13]；这里要强调的是，因为有了反省现代性的自觉，梁启超的新文化主张突出地表现了自己的个性。
    归国初，蒋百里为《改造》杂志第一期组稿事致信梁启超，主张“拟用新文化运动问题”，他说：“新文化问题虽空泛，然震以为确有几种好处。现在批评精神根于自觉，吾辈对于文化运动本身可批评，是一种自觉的反省，正是标明吾辈旗帜，是向深刻一方面走的（文字上用诱导语气亦不致招人议论）。”后者复书说：“第一期中坚题原议为‘新文化之我见’，细思略嫌空泛，且主张各不同，易招误会，似宜改择一近于具体之题……”[1]（P911,912,917）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改造》半月刊前身是《改造与解放》，1919年9月梁启超与张东荪、张君劢等创办于上海。创刊号问世时，梁等正游欧洲。1920年3月梁启超归国，“以名称贵省便故”，更名《改造》。作为更名后第一期重头文章，宣示其基本方针，自然关系重大。原议题目“新文化之我见”本身既说明梁启超诸人主张新文化，同时也说明他们对于如何发展新文化，与陈独秀、胡适诸人“主张各有不同”，所以蒋百里才说“吾辈对于文化运动本身可批评”，后来原议文章因担心引起误解果然没有发表，说明梁启超有顾全大局的意识。尽管我们无法知道原议的文章具体要写什么内容，但是，从蒋百里强调吾人的批评是“一种自觉的反省，正标明吾辈旗帜，是向深刻一方面走的”来看，其本意是求同存异，彰显欧游后愈益自觉的反省现代性的取向，应是很明显的。
    尽管梁启超始终没有发表“新文化之我见”一类的文章，但与其时新文化运动的主流派相较，他坚持反省现代性的视角，持论不同凡响，仍然是十分引人注目的：
    其一，强调“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新文化运动的“评判的态度”，也应当适用于对待西方文化。
    1919年11月胡适发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以为包括陈独秀在内，时人对于新思潮即新文化运动本质的概括都不免过于笼统。他说：“据我个人的观察，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简单来说，“只是凡事要重新分别一个好与不好”。尼采所说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八个字，“便是评判的态度的最好解释”[14]（P152,153）。应当说，这是时人对新文化运动的本质或根本意义所作的最著名也是最集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种概括，在当时影响甚大。不过，从胡适所强调的此种态度含有三种“特别的要求”，即对“习俗相传的制度风俗”、“古代遗传下来的圣贤教训”、“社会上糊涂公认的行为与信仰”，都要问个错对；以及所列举的“只是要重新估定”价值的事例：女人小脚、鸦片、孔教、旧文学等来看，他所强调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评判的态度”，主要是针对中国传统文化而言的。这与整个新文化运动主张西学、反对中学的旨趣也是吻合的。它显然不包括西方文化在内。所以他最终强调，说到底，“评判的态度”“总表示对于旧有学术思想的一种不满，和对于西方的精神文明的一种新觉悟”[14]（P158）。所谓“不满”与“新觉悟”，意即“西（西方文化）是而中（中国文化）非”。
    但是，现在梁启超却对此提出了质疑，强调此种“评判的态度”作为思想解放的条件，具有普遍的意义，同样也应当适用于对待西方文化。他说：“要个性发展，必须从思想解放入手”。何谓思想解放？就是无论何人向我说道理，我都要穷原竟委想过一番，求个真知灼见。觉得对，我便信从；觉得不对，我便反对。若奉一人的思想作金科玉律，范围人心，终将阻碍社会的进步。所以“必是将自己的思想脱掉了古代思想和并时思想的束缚”，才能形成独立自由的思想。这里所谓需要摆脱的“并时思想的束缚”，自然就包含了西方的某些思想在内。所以，梁启超又进而提出了思想解放必须讲究“彻底”的概念。他说：“提倡思想解放，自然靠这些可爱的青年。但我也有几句忠告的话：‘既解放便须彻底，不彻底依然不算解放’”。“中国旧思想的束缚固然不受，西洋新思想的束缚也是不受的”。“我们须知，拿孔孟程朱的话当金科玉律说他神圣不可侵犯，固是不该，拿马克思、易卜生的话当做金科玉律说他神圣不可侵犯，难道又是该的吗？我们又须知，现在我们所谓新思想，在欧洲许多已成陈旧，被人们驳得个水流花落。就算他果然很新，也不能说‘新’便是‘真’呀！”[2]（P25-26,27）梁启超所谓在欧洲已成“陈旧”被人驳得“水流花落”，而在中国却仍被奉若神明的“新思想”，显然是指欧洲正在衰退的理性主义。稍加体察，我们不难发现，梁启超的上述言论实际上是直接对着胡适说的；尤其是他引马克思、易卜生说事，很容易使人想起胡适在与李大钊关于“主义与问题”的争论中，曾讽劝人们不应相信“主义”而被马克思牵着鼻子走，而他自己却又十分推崇易卜生，写过《易卜生主义》的长文。
    应当说，自欧战起，国人对西方文化盲目崇拜的心理便渐生动摇。例如，早在1914年《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即著文指出：“世人愿学神仙，神仙亦须遭劫”[15]，西方文化显露弊病，这绝非吾人的偏见。不过，这些都还仅是一种观感，尚非一种理论上的自觉。而梁启超提出，思想解放须“彻底”，受中国旧思想的束缚固然不对，受西洋新思想的束缚也同样是不应该的，则是进一步在观念层面上，将“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这一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评判的态度”，即思想解放的原则进一步拓展了。这自然大有益于国人对西方求解放。稍后，张崧年有文批评胡适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中全盘肯定西洋近代文化，否定中国文化的观点，他说：“中国旧有的文明（或文化），诚然许多是应该反对的。西洋近代的文明，也不见得就全不该反对，就已达到了文明的极境，就完全满足人人的欲望。但反对有两个意思：一为反动的，一为革命的。我以为囫囵地维护或颂扬西洋近代文明，与反动地反对西洋近代文明，其价值实在差不多。我以为现代人对于西洋近代文明，宜取一种革命的相对的反对态度。”[16]张崧年的所谓“革命的相对的反对态度”，就是“评判的态度”。这与梁启超的思路是一脉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