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反对“科学万能”论，强调科学与人文必须并重。
    由于梁启超的好友张东荪、张君劢都是通晓西方哲学，后者更是研究柏格森生命哲学的专家，因此，梁启超诸人在游欧前对于西方反省现代性的思潮，实际上已经有所了解。
    西方现代学者反省现代性并非反对科学，而是反对“科学万能”论（或叫“唯科学主义”）无视人的精神家园，故主张科学须与人文并重。甚至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演讲也这样说：“今科学上种种发明，何一非文明所赐。然用之不当，反成了破坏文化之具。此后欲使科学与军队常受文化之羁勒，除了我们人民永远协力监视他，别无办法。”[2]（P133）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麾下的报纸《学灯》在梁等游欧之前即已在宣传同样的观念了。《学灯》1918年9月30日刊有《本栏之提倡》，其中说：“（本刊）于西方文化，主张以科学与哲学之调和而一并输入，排斥现在流行之浅薄科学论”。所谓“现在流行之浅薄科学论”，显然是指“科学万能”论，即唯科学主义。1919年1月，《新青年》第6卷第1号发表陈独秀著名的《本志罪案的答辩书》，文中陈独秀强调坚决拥护“德”、“赛”两先生。《学灯》上有文就此评论指出：“赛先生”当含“费先生”（哲学），后者且曾是前者的先生，几十年前“赛先生”风行，“费先生”则退隐了。但欧战时世人利用“赛先生”作恶，“如今才感得这战争的苦痛，大家仍旧想去请那位费先生出来，讲个根本和平的办法。因为费先生是很可以帮助赛先生达他的目的。并且人类应该有一种高尚的生活，是全靠费先生来创造的。总之，前数十年是赛先生专权的时代，现在是赛先生和费先生共和的时代。这是欧美一般赛先生和费先生的门生所公认的。何以贵志只拥护赛先生，而不提及费先生呢？记者所以有此疑问了”[17]。作者无疑是在批评陈独秀未能注意欧洲现代思潮的变动。但是，尽管如此，将西方反省现代性思潮以十分尖锐的形式引进国内，并产生广泛的影响，终究还当归功于梁启超关于欧洲人“科学万能的大梦破产”之鲜明而有力的概括。胡适曾说，自从梁启超发表了《欧游心影录》，“科学破产”的谣言就像野火一样漫延开去了。此话从反面理解，就恰恰说明了这一点。
    梁启超对“科学万能”论的批评虽始于《欧游心影录》，但其观点真正发生深刻的影响，还是在1923年发生的著名的“科玄之争”时期。胡适后来为《科学与人生观》一书作序时，曾叹喟道：“我常想，假如当日我们用了梁任公先生的‘科学万能之梦’一篇作讨论的基础，我们定可以使这次论争的旗帜格外鲜明，--至少可以免去许多无谓的纷争。”[18]（P111）也反映了这一点。长期以来人们多将这场论争误解为科学与反科学之争，实则，它是欧战后反省现代性思潮在中国思想界激起的最初的深刻反响。虽然梁启超真正只写过一篇讨论文章，但却被公认是一方主帅。他认为，张君劢在清华学校作“人生观”的演讲，固然有不恰当夸大了直觉与自由意志的不足，丁文江的批评强调“人生观不能和科学分家”，也自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在君过信科学万能，正和君劢之轻蔑科学同一错误”。后者认为科学将来可以统一人生观，这是不可能的。“人生观的统一，非惟不可能，而且不必要；非惟不必要，而且有害。”梁启超强调科学的功能是有限的，不是万能的。“人类生活，固然离不开理智；但不能说理智包括尽人类生活的全部内容”。人类生活中极重要的部分是“情感”。情感的表达十分复杂，往往带有神秘性。如“爱”与“美”，就很难说全是理性的。讲“科学的爱”不可思议，以点线面测“美”，同样荒唐。所以他断言，“科学帝国”的版图和威权无论扩大到什么程度，“爱”与“美”都将有自己独立的地位[19]（P845）。梁启超并不轻视科学，但他不相信科学万能，更不相信人类的价值理性与人文的精神会失去自己的意义。后来他在《自鉴序》中进一步写道：“我虽不懂自然科学，但向来也好用科学方法做学问，所以非科学的论调，我们当然不敢赞同。虽然，强把科玄分而为二，认为绝不相容，且要把玄学排斥到人类智识以外，那么我们也不能不提出抗议了。”[20]（P1）在梁启超看来，科学与人文同属人类的知识，二者应该是统一的，而不是对立的。独尊科学而排斥人文是有害的。他认为欧洲出现的社会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此。他的全部意见容有可商，但上述的观点却必须承认是正确的。
    “科玄之争”中双方争论的焦点实在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歧。由于其时中国贫穷落后，渴望发展科学以实现民族自强是时代的主流趋向。也惟其如此，欧战前后的西方已在反省现代性，中国的许多新文化运动的主持者却依然对“科学万能”论情有独钟，于西方现代思潮的重大变动无所措意。陈独秀说，论争就是要“证明科学之威权是万能的”[21]（卷二）。激烈的邓中夏甚至干脆宣布哲学业已“寿终正寝”，由科学统一了天下，所以现在就应当最终废除哲学这个名词。他说：“自从各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达之后，哲学的地位已经被这些科学取而代之了。哲学的所谓本体论部分--形而上学，玄学鬼群众藏身之所--已被科学直接的或间接的打得烟消灰灭了。现今所残留而颇能立足的方法论部分，都是披上了科学的外衣，或是受过了科学的洗礼……所以我的意思，哲学是‘寿终正寝’，索性把哲学这一个名辞根本废除，免得玄学鬼象社鼠城狐一样，有所凭借，有所依据。”[22]（P177）胡适是学哲学的，但对于西方反省现代性思潮却也同样显得很隔膜。他将柏格森等西方现代学者对理性主义的反拨，说成无非是“几个反动的哲学家，平素饱餍了科学的滋味，偶尔对科学发几句牢骚话，就象富贵人家吃厌了鱼肉，常想尝尝咸菜豆腐的风味”罢了[18]（P110）。尽管唯科学主义的负面影响在其时的中国尚不明显，但事实毕竟业已证明，人类对“科学万能”的幻想和对人文的漠视，其后果是严重的。竺可桢曾在《科学与社会》一文中反省西方出现的“科学万能的观念”，他说：“目前的困难，在于人类能假手于近代科学以驾驭环境，但却不能驾驭人类自己，这就是人类的最大危机。这种危机在第一次欧洲大战以前已存在着”。欧战后人类仍不能解决此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因之不能避免了”。所以，他强调在科学昌明之后，人类必须树立新道德标准加以规范，“不然，则人类必趋于玉石俱焚，同归于尽之一途”[23]（P58,59,60）。应当说，在这一点上，梁启超的识见是超过了陈独秀、胡适诸人的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