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英国学者斯诺针对科学家与人文学者因关于文化的基本理念和价值判断经常处于互相对立的位置，且彼此难以沟通，提出了著名的“两种文化”的概念。实际上，随着现代性的发展，“两种文化”早就存在了。“科玄之争”既是反省现代性思潮在中国激起的最初反响，同时，也可看成是“两种文化”在中国的彰显和引起的一场论争。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刘钝研究员认为，“科玄之争”中双方的主将都受过西方学术思潮的熏陶，论战的焦点可以归结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冲突，决定论与自由意志的是非，以及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分歧。因之“称得上是‘斯诺命题’的一个典型案例”。这场论战意义重大：“对于巩固新文化运动的胜利果实和塑造更具前瞻性的文化形态具有重大意义。可惜由于意识形态的介入和政治局面的动荡，后一目标未能实现。”[24]此一见解是客观的。作为中国科学社的董事，梁启超始终都是科学的坚定信仰者；但他较许多人更早地意识到了反省现代性的时代意义，因之他主张科学却坚决反对“唯科学主义”的“科学万能”论，并大声疾呼关注人类的精神家园，科学与人文必须并重。梁启超见解之富有前瞻性，是显而易见的。刘钝先生认为梁启超主张的实质，在于试图为中国“塑造更具前瞻性的文化形态”。所谓“更具前瞻性的文化形态”，就是在反省现代性的基础上，实现科学与人文并重、融合的文化。这一目标在当时虽然未能实现，但梁启超毅然提出此一目标并引发了影响深远的“科玄之争”，不仅表现出了可贵的求真精神与勇气，而且对于开拓时人的思维空间，厥功甚伟。
    其三，“吾国人今后新文化之方针，当由我自决”。
    随梁启超游欧的张君劢归国后，曾在中华教育改进会发表题为《欧洲文化之危机及中国新文化之趋向》的讲演，他说：“吾国今后新文化之方针，当由我自决，由我民族精神上自行提出要求。若谓西洋人如何，我便如何，此乃傀儡登场，此为沐猴而冠，既无所谓文，更无所谓化。”张君劢不否认继续引进西方文化的重要性，但强调“尽量输入，与批评其得失，应同时并行”[25]（P246）。这就是说，中国应当独立自主地发展本国的新文化。这也可以说是梁启超诸人共同的指针。何谓“当由我自决”，独立自主？梁启超归国后在为《改造》杂志写的发刊词中明确写道：“同人确信中国文明实全人类极可宝贵之一部分遗产。故我国人对于先民有整理发扬之责任，对于世界有参加贡献之责任。”[26]（P744）这可以看成战后梁启超文化思想赖以展开的主线。
    欧游后的梁启超强调应当重新审视中西文化，后者的危机既已洞若观火，国人于前者则需摆脱妄自菲薄的思维，重新估定其价值。他不赞成一味否定中国固有文化，如胡适所言，以为“百事不如人”：“我们中国文化比世界各国并无逊色，那一般沉醉西风，说中国一无所有的人，自属浅薄可笑。”[27]（P119）他强调，中国文化虽然在16世纪后逐渐落后了，但它至今仍不失自己独立的地位。“故我辈虽当一面尽量吸收外来之新文化，一面仍万不能妄自菲薄，蔑弃其遗产。”[28]（P78）
    梁启超与胡适都主张整理国故，但彼此的出发点却有积极与消极的不同。胡适等人强调，国故就是国渣，整理国故“不是为了挤香水”，而是为了“打鬼”，最终证明“古文化不过如此”[29]（P360,361）。他强调整理国故的目的，是为了打破人们对旧文化的迷信。梁启超则不同，他明快地强调，整理国故之目的就是在于光大传统，助益世界。他说：中国历史文化好似蕴藏极为丰富的矿山，从前都是用土法开采，“今日若能用科学方法重新整理，便像机器采掘一样，定能辟出种种新境界，而且对于全人类文化，有很大的贡献。”[30]（P5）我们不能简单地以为此乃文化保守主义者应有之义，而要看到，这表明梁启超从反省现代性出发，对中国文化现代意义之认识已跃升到了一个新的境界。1920年11月，他在讲学社欢迎罗素的会上致词说：因中国社会后进，故“欧洲先进国走错的路，都看得出来了”。欧洲积重难返，而中国恰似一张白纸，易于作各种试验。“从这一点看来，我们的文化运动，不光是对于本国自己的责任，实在是对于世界人种的一种责任”[31]。将中国文化运动放在世界范围内考察，梁启超就不仅仅看到了学习西方发展中国新文化的责任，而且强烈意识到中国文化运动还应当，同时也可以，为世界作出贡献。这是由于中国文化独具特色所决定的。他认为，人生哲学之发达是中国文化的特色。西方科学确有过人处，非我所及，但科学并不能解决全部的人生德行。西方现代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思潮的消长，固然可喜，但后者与中国儒家人生哲学相比，也仍嫌幼稚。他写了《先秦政治思想史》一书，在结论部分更系统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西方现代社会的诸多弊端，归根结底，是两大突出问题：其一，“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调和问题”；其二，“个性与社会性调和问题”。“吾确信此两问题者非得合理的调和，未由拨现代人生之黑暗痛苦以致诸高明”。在他看来，儒家人生哲学中的“均安主义”，有助于人们在“现代科学昌明的物质状态下”，摆脱物质生活的畸形，“不至以物质生活问题之纠纷，妨害精神生活之向上”。同时，儒家“欲立立人，欲达达人”，“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的思想，也有助于化解现代社会个性与社会性的冲突，“使个性中心之‘仁的社会’能与时势骈进而时时实现”[32]（P849,850）。人们尽可以批评梁启超上述的见解存有拔高儒家文化之嫌，但我们却必须承认这绝非是源于传统思维的一种虚骄。只须看看至今已有越来越多的中外有识之士，如何强调中华的“和合”文化将有益于现代世界的稳定与和谐，梁启超见解之富有反省现代性之合理性和表现了难能可贵的前瞻性，就是无可怀疑的了。
    与此同时，梁启超还提出了两个重要的论点，似至今不曾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一是“文化力”。他说：国家的存在就是要“把这国家以内一群人的文化力聚拢起来，继续起来，增长起来”[2]（P35），去助益全人类。这即是说，文化是一种国力，发展文化，增强文化国力，是国家责无旁贷的重要责任。人所共知，将文化视为一种综合国力，是近年在全球化视野下才提出的一种新的概念。梁启超在上世纪初提出“文化力”的概念，显然已是接近了当今的理解，具有重要的现代意义，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此种识见不仅进一步提升了文化的重要性，而且彰显了文化民族主义的情怀。二是“青年无望，则国家的文化便破产了”[33]（P8）。梁启超同样寄希望于新青年，但何为有望青年？在他看来，青年须熟悉热爱中国固有文化，才不至于和中华民族的“共同意识生隔阂”，作为中国人才能“得着根柢”。他对清华学校的毕业生说：大家归国后对于中国文化有无贡献，“便是诸君功罪的标准”。任你学成一位天字第一号形神毕肖的美国学者，只怕于中国文化没有多少影响。如果这样便有影响，我们径直引进百来位蓝眼睛的美国大博士来便够了，又何必诸君呢？“诸君须要牢牢记着，你不是美国学生，是中国留学生。如何才配叫做中国留学生，请你自己打主意罢。”[34]（P26,27）梁启超眼中的有为青年，是立志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青年，这与陈独秀诸人的取向不尽相同，其独立的意义是不容置疑的。梁启超寄希望于青年，他知道引导青年最有效的途径是教育，所以他又不辞劳苦，风尘仆仆地奔走于大江南北各大学，讲授国学与人生。作为一个资深的爱国者，其用心可谓良苦。
    至此，我们看到，梁启超独立自主发展民族新文化的思想主张在其展开的过程中，显示了以下的理路：借鉴西学，整理国故；教育青年，创新传统；回报先民，贡献世界。
    从倡言将“评判的态度”同样运用于西方文化，到反对“科学万能”论，主张科学与人文并重，再到主张独立自主发展民族新文化，梁启超为“五四”后新文化运动带来了新风。胡适初自美归来，曾豪迈地说：我们回来了，情况自有不同。梁启超欧游归来没有这样的豪言壮语，甚至也没有“新文化之我见”之类的话，但人们却是看到了，缘于反省现代性新的视野，其思想主张不同凡响，确乎大大地丰富了新文化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