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民众安全需求与太平天国的兴盛。
    心理学需要理论认为，每个人都有强烈的安全欲望。包括劳动安全保障、职业安全保障、生命安全保障、居住安全保障、交通安全保障和环境安全保障等。渴望工作、生活、环境稳定和社会治安秩序良好，能免于各种灾难（自然、战乱等）等等。因此，安全需求动因也是激起人们心理活动、目标选择的一个普遍而重要的原因。事实证明，民众安全需求动因，对太平天国的兴盛也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广西民众之所以有非常强烈的安全需求，与金田起义前夕，广西处于历史上空前的“天灾人祸”密切相关。一方面，连年不断的“天灾”所导致的粮食饥荒、瘟疫流行、人口死伤，使民众的生产、生活和生命都得不到最低限度的安全保障。另一方面，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广西又是“人祸”横行之地。各地天地会众、鸦片战争后裁汰的乡勇兵痞、无家可归的流民乞丐、邻省的烟贩盐枭、各种海盗山贼，齐聚广西。“啸聚成群，以千数，以万数多矣，沿劫左、右江数千里之间”[17]。大小各股会党团伙烧杀抢掠、肆意横行，无疑是一群杀人越货、绑架勒索、焚烧集镇、抢掠商贾、座地分肥的盗匪。由于各股势力“不甚与官兵对敌”，“不过淫掠取财”而已[18]，因此，得到广西地方官的纵容包庇，或无动于衷，“民控抢劫奸淫，如诉之木偶”[19]（p159）；或乘机勒索，“民间获贼解县反被勒索陋规钱粮”[20]（第3期）；或贪赃枉法，遇有贿赂，则“旋擒旋纵”[20]（第3期）；或与盗匪合谋串通，“不能除盗，反先自串匪劫掠”[20]（第3期）。更可笑的是那些所谓的清朝“总兵大员”，“藉口水道梗阻，竟托请视为土匪的会党护送”，“托其保护”[21]（p23）。总之，广西地方上的吏治腐败大大助长了各种盗匪的劫掠气焰。“民居此土者，一苦于贼，再苦于兵，三苦于胥吏之需索”[22]（p16），不仅使正常的人民生活、社会生产和商贸活动无法开展，而且使下层的城乡居民和商旅客贩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摧残。“小民野外徒哀嗷”[23]（p4）的记载，不仅表达了老百姓对黑暗世道的痛苦与无助的心理，而且也表达了广西民众对和平安宁的社会生活的强烈向往。流行于广西的一首民谣就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不信鬼，不信神，不求佛，不念经，一心虔拜上帝会，紧跟朝贵保平安。”[24]（p95）
    洪秀全在发动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中，正是抓住广西社会的独特点和广大民众的安全心理需求，高扬团结互助、和睦平等、安宁幸福的大旗，使处于绝境的广西民众看到了生存的希望和光明的前途。
    第一，洪秀全态度鲜明地反对盗匪帮会，谴责他们的盗匪行径和游民习气。他强烈批评道：“三合会（天地会）又有数种恶习，为我所憎恶者……彼等原有之真宗旨今已变为下流卑污无价值的了。”[25]（p872～873）特别强调：“凡三合会入门，如不舍弃旧习而皈依真教，则不容吸纳”[25]（p873）。对加入太平天国的会众以严明无情的纪律进行约束和改造。太平军《行营规矩》规定了士兵“不得入乡造饭取食，毁坏民房，掳掠财物及搜操药材铺户并州县司衙门”；“不许乱捉卖茶水、卖粥饭外小为挑夫”；“不得焚烧民房及出恭在路并民房”；“不得枉杀老弱无力挑夫”[11]（p156）等等。曾加入太平天国的八位天地会首领中，张钊、田芳等七人因受不了约束而“率众离开，后来投降清军”了[25]（p872）。天地会首领罗大纲“因彼正爱其（太平军）军律之严及其治军之教理”而“留在洪军不去”[25]（p872），恰恰反映了广大民众对太平天国的认同心理和行为取向。
    第二，洪秀全向广大民众大力宣传平等互助、安宁太平的思想。1845年，洪秀全在《原道救世歌》中强调：“普天之下皆兄弟，灵魂同是自天来。上帝视之皆赤子，人自相残甚恻哀。”[11]（p87～88）要求大家从思想道德上“跳出邪谋之鬼门，循行上帝之真道……相与淑身淑世，相与正己正人”，以达到“有无相恤，患难相救，门不闭户，道不拾遗”以及“奸邪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26]（p3～4）的大同世界。总之，太平天国倡导的互相帮助、团结平等和安宁幸福、自我道德修养和严明的纪律以及对天地会众的立场态度，与沦为盗匪的会党形成鲜明的对照，极大地吸引了广大民众纷纷加入，出现了“人心摇惑，附丛者益多”[27]（p2～3）的可喜局面，表达了广大民众渴望劳动、职业、生命安全，生活、环境稳定，社会治安良好，免于灾难的强烈心理动机和执着的追求。
    第三，顺应民意，采取一系列保障民众安全利益的政策和措施。在劳动、职业安全方面：兴修水利，“督修河堤，以卫民田”[13]（p20）；招集流亡百姓回归家园耕种土地。“出伪示招集流亡，浦北在逃之户渐渐回南者”[25]（p483）；不准屠杀耕牛，“牛用耕田，有宰食者杀无赦”[28]（p276）；严明军纪，禁止士兵挠民，保护农业生产，因此，“农民都支持他们”[29]（p106）。对手工业实行诸匠营和百工衙制度，使具有各种技能的手工业者都能各司其职，人尽其用。对商业实行鼓励、扶持和保护政策。在与商人交易“给价公平，绝不短少”[30]（p380），对违反者“枭首悬示”[28]（p300）。因此，太平军至商人“争迎之，官军至皆罢市”[8]（p272）。在生活稳定与保障方面：早在金田团营前后就实行“圣库”制度，“全体衣食俱由公款开支，一律平均。因有此均产制度，人数愈为加增，而人人亦准备随时可弃家集合”[25]（p870）。定都天京后，颁布《天朝田亩制度》，根据“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则，把全部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给广大农民，“好丑各一半”，“丰荒相通”。百姓遇有“婚娶弥月事给钱一千，谷一百斤”进行补贴。即使是鳏寡孤独、疾病残废等丧失劳动能力的人，也“皆颁国库以养”[11]（p321～326），为广大民众展示了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安定祥和的理想社会；在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治安方面：一方面对那些扰乱地方治安，危害乡民的“枪船”、盗匪和地主团练进行严厉的军事镇压。“土寇有扰民者擒而斩之”[31]（p5）。另一方面，制定严格的军事纪律，杜绝士兵害民行为发生。《十款天条》就详细规定：“杀人害人、奸邪淫乱、贪人财物、偷窃抢劫及赌博等皆犯天条。”[11]（p79～80）在永安颁布的《太平条规》中的《行营规矩》，其主要内容就是保护民众利益不受侵害。“何官何民无令敢人民房者斩不赦，左脚踏入民家门口者斩左脚，右脚踏人民家门口者斩右脚”[3]（p791）。“民间物件秋毫不动，内中若有人抢夺，即行枭首”[32]（p504）。“无故杀害外小（民间百姓）者斩”[8]（p230）。金田起义后，太平天国严格要求，“遇妖即诛，见民必救”[3]（p177）；攻入武昌时，公开宣布，“官兵不留，百姓勿伤”[32]；攻克南京时，杨秀清发布诰谕，“只准诛戮妖魔之官兵，不准妄杀良民一人”[3]（p114），南京城“兄弟姊妹保全性命者不下数十万”[3]（p114），民众安然无恐，甚至“夜可无庸闭户矣”[14]（p17），整个南京城“严严整整，民心佩服”[3]（p486）。因此，从“前起义到此，未有害民之事，天下可知”[3]（p499），建立比较完善的地方政权机构--乡官制度。乡官既负责地方行政事务，又兼武装守土之责，维持地方治安；建立比较严格的法律和司法制度。确立了一套从两司马上达天王断案的逐级诉讼规定，力争“详核其事，无出入”[11]（p323），以保障民众的切身利益和人身安全不受侵犯。呤唎记道：“太平天国的法厅（法庭）有一种特殊的习惯，大门走廊内置大鼓两面，凡受害伸冤申诉的人们均可自由击鼓，要求首长主持公道。”[33]（p438）凡被判所杀之人“皆凶恶之著名者，颇不冤滥”[34]；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太平天国受到了民众的衷心拥护。容闳在谈到他访问天京情况时叹曰：“居民对太平军较有信任，商不辍业，农不辍耕，无荒凉景象。”[35]（p174）呤唎则形容为一派“欣欣向荣”[33]（p542）。可见，不仅广大民众得到政府的有效保护，而且也促进了太平天国经济的繁荣，从而使太平天国前中期得到了迅猛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