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对地主团练武装和地方流氓土匪武装不进行坚决镇压，反而采取拉拢安抚，甚至委任加封政策。如对苏浙地区诸暨的包立身、湖州的赵景贤、苏州的徐佩瑗、常熟的庞钟璐、无锡的华翼纶、江阴的王元昌等地主武装团练以及吴江费玉成的“枪船”等流氓土匪武装都加以放纵。其中，徐佩瑗和费玉成还被封为抚天侯和镇天侯。这些土匪恶霸、地痞流氓横行一方，鱼肉百姓，无恶不作。“里中无赖，从贼为乡官，敲诈逼勒，无所不至，土匪乘之，驾船劫掠，土绅殷富，辄被掳以勒赎[25]（p649）。由此可见，太平天国后期整个社会秩序陷入一片大动荡和大动乱之中。治安形势恶化，生活环境恶劣，民众的生产劳动和生命财产受到极大的威胁。但更可悲的是，得不到保护的广大民众已经从衷心拥护太平天国变为以太平天国“为仇”[57]（p34）了。另外，姑息养奸的结果还直接导致了许多反革命势力投降清军，背叛革命，加强了反革命阵营的力量，对革命造成极大的损失。1862年，年仅26岁的陈玉成在寿州被首鼠两端的地主团练首领苗沛霖诱捕遇害，给太平天国后期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1863年，骆国忠在常熟发动叛乱，使仅存一息的苏南局势更加岌岌可危。总之，失去控制和失去民众支持的太平天国在后期已陷入空前的社会危机和民众信任危机之中。正如侍王李侍贤在一封信中所分析那样：假如目前情况继续下去，“将死无葬身之地”[57]（p34）。很显然，太平天国的结局也只能以悲剧而告终！
    （三）民众归属、相爱需求与太平天国的衰亡。
    太平天国后期，随着政权的不断封建化，曾经人人向往的具有强大凝聚力的“理想家园”逐渐失去了团结互助，平等友爱，相互信任，家庭温馨的光芒，又回到起义前广西的老路上去了。主要表现在：
    第一，确立了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打破了兄弟姐妹平等，建立“公平正直之世”的幻想。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颁布了一套“贵贱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卑”的礼制。从天王到普通士兵之间，等级异常森严，贵贱愈加分明，从天王到两司马，共分16个等级。君臣上下有了天渊之别，甚至连称呼、服饰、仪仗、卫队、舆马等都有严格的规定，不准逾越。天王洪秀全外出，用轿夫64人；东王杨秀清外出，用轿夫48人；连最下级的两司马外出，也有轿夫四人。天王外出，侍从仪卫之官就有1621人。东王外出，“役使千数百人，如赛会状”[8]（p180）。诸王出行，官兵必须回避道旁，高呼万岁或千岁，“如不回避，冒冲仪仗者，斩首不留”[8]（p230）。洪秀全在《幼学诗》中详细规定了君、臣、家、父、母、子、媳、兄、弟、姊、妹、夫、妻、嫂、婶、男、女等“道”，严格要求各归其位，按“道”行事[11]（p232～234）。洪秀全变成了“生杀由天子，诸官莫得违”[11]（p232）的“一人垂拱于上，万民咸归于下”[8]（p111）的天下至尊，这哪里是当年救民于水火，亲近可人的“洪先生”呢？
    第二，缘于广西的地域观念越来越浓厚，不同省、府、县、乡、里籍的人在太平天国中的地位，待遇等方面相差甚远。在政治上，史载太平天国的各级领导“多广西人”[54]（p9），享有特殊的政治地位。据罗尔纲先生的巨著《太平天国史》记录的《前期百官人物表》、《后期王爵人物表》、《天朝朝将、神将、主将人物表》、《六等爵人物表》的统计情况看，除极少数人是外省籍外，绝大多数为广西籍和广东籍人。在太平天国的女官当中，也概莫能外。女官“显秩悉授广西妇女”[8]（p111），管理和监督其他省籍的妇女。而两湖、江苏等省籍的妇女则只能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在生活待遇方面，在天京，从咸丰三年夏到咸丰四年夏，妇女的粮食供应量减少了一半[15]（p656、664）。在军事方面，两广籍战士充当主力。呤唎记载，李秀成的精锐卫队“全部来自忠王的故乡广西省，大多数是山区的苗（瑶）族”[16]（p187）。在太平天国领导集团中之所以形成洪秀全、冯云山集团和杨秀清、萧朝贵集团的矛盾和斗争，也与地域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洪、冯同为广东花县人；杨、萧则同为广西桂平人）。在太平天国后期，这种地域观念发展成为各自为政，占山为王，军队的将领各自拥有地盘。如陈玉成在安庆，李秀成在苏杭，李侍贤在金华，杨辅清在宁国等。“人心改变，政事不一，各有一心”[3]，彼此“各守疆土，招兵固宠，不肯（输）将国库以固根本”[41]（p847），“各顾自己，不顾大局”[63]。曾国藩在致胡林翼的信中为此幸灾乐祸：“璋（林绍璋）、？（洪仁玕）、忠（李秀成）、侍（李世贤）各逆，皆貌合神离，积怨甚深。”[64]我们知道，广西土客械斗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狭隘的地域观念和宗族观念在作祟，洪秀全在发动起义的过程中，曾对此进行过大力鞭挞。但在太平天国后期，洪秀全曾经用来吸引广西民众的“天下一家”的说教，“何得存此疆彼疆之私”的豪言壮语，同乡“则爱之”，异乡“则憎之”的大声痛诉，以及“客家本地总相同”的庄严承诺，在太平天国的现实生活中统统化为乌有，引起两广省籍之外将士的强烈不满。在支持鼓励石达开出走的将领中，“大多数似乎是定都天京后加入太平天国的两湖三江人”[35]（p292）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第三，血缘宗法关系的不断加强，造成太平天国将士离心，人心冷淡，政治日趋腐败。突出表现在洪秀全任人唯亲，重用同姓，排斥打击异姓。应该说，在太平天国前期，有许多史料可以证明洪秀全是一位求贤若渴，知人善任的领袖。但是自天京事变后，特别是1860年以后，对外姓将领便不再信任，猜疑不断。对于石达开，在天京事变后虽然迫于形势，封其为圣神电通军主将，提理政务，但心存疑忌，故又封他的长兄洪仁发，次兄洪仁达为安王和福王，以牵制石达开。洪秀全的不信任和猜疑使石达开“疑多将图害，百喙难分清”而被迫出走，独立作战。李秀成在自述中指出：“翼王与主不和，君臣而忌，翼起狈（猜）心，将合朝好文武将兵带走，此误至大”[3]（p543），更导致“军民之心散乱”[3]（p489）。可以说，石达开出走，标志着太平天国第一代领导人之间的彻底决裂，也标志着太平天国对民众归属感的彻底破裂。对于英王陈玉成，洪秀全仅因其曾说过他为政不公，竞连下“圣诏三道，圣旗一道”[41]（p744），借皖北战局的失利将其爵职革去。对于忠王李秀成，则更表现出洪秀全对外姓将领的不信任和变化无常。1857年，因李秀成建议他罢黜贪利昏庸的洪仁达和洪仁发，肃正朝纲，体恤世人，洪秀全大怒之下，便革了李秀成的爵职。1859年，怀疑李秀成“定有变意”，断绝李秀成退往天京的后路，差点中了叛徒李昭寿的挑拨离间之计。1864年，在天京城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危急情况下，拒绝李秀成“让城别走”的合理建议，反而斥责“尔不扶，有人扶”[3]528，不仅歪曲了忠王的一片忠心和苦心，而且更严重的是使天国丧失了最后一线生机。洪秀全为什么不信任外姓将领，其思想根源就是封建“家天下”的血缘宗法思想。正是这种落后思想才重用了“既无才情，又无算计”[3]（p485）的兄长为王。洪仁玕虽有才干，但无资历，无战功，不服众，重用他总揽朝政，反而激起众多将领的不满，“人心格而不服，各心多有他图”[3]（p534），造成“人各有心，心各有志”[41]（p847）的分崩离析的局面。洪秀全当年猛烈抨击的“同姓则爱之”，“异姓则憎之”的理论也变成了空洞的说教，失去了吸引力。李秀成痛心地指出：“我主用人不专，信人之不实”导致“谗佞张扬，明贤偃避，豪杰不登”[3]（p496），这注定了洪秀全必然成为孤家寡人，独力难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