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联邦政府和军队中的保守势力强大。在林肯政府中，除了财政部长蔡斯是激进派阁员之外，其余都是保守派和联盟民主党人。国务卿西华德以反对解放奴隶着称。1862年激进派参议员萨姆纳敦促林肯在美国国庆日公布一道解放法令，林肯说：“假如我不怕军官中的半数会扔下武器……我一定会那样做。”（11）这里有安抚共和党激进派的策略因素，但从中也可以看到军队保守势力的强大。此外，种族歧视在美国根深蒂固。“联邦政府政策的犹豫不定，同许多北部白人公民对他们的黑人同胞采取敌对态度，有着明显的联系。”（12）
    最后，从内战爆发原因看，内战是两种社会制度不能共处的产物，是政治斗争的继续。据有关史料记载，从1829—1860年美国民主党操纵、控制总统职位和参议院达二十四年之久。期间，在对内对外政策上，“奴隶主的利益成为指路的星辰。”（13）林肯当选总统，意味着政权转到代表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共和党手里，意味着自由制度对奴隶制的巨大胜利。如果国家陷于分裂，共和党新政权难以维持，资产阶级的利益就要受到损害，林肯宣布以维护联邦统一为最高目标，主要是以此为契机的。
    作为总统，林肯顾及这些策略和形势的因素，是可以理解的。但从奴隶制反对者角度去研究，这种情况的出现，则主要是林肯没有废奴主义者不妥协的精神，没有与保守势力抗争的勇气，这是问题的关键。过去那种认为林肯始终是奴隶制反对者，他的一切行动都是由形势所迫而被动产生的观点，以及那种认为林肯一贯是废奴主义者，他的一切革命措施都是自觉行动，他的一切妥协、犹豫和矛盾都是策略考虑的观点，难免要陷入“思维绝对化”误区。
    值得注意的是，在内战第一阶段的后期，林肯的思想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在1862年2—7月间，林肯同意判处奴隶贩子纳撒尼尔·戈登死刑；承认海地和利比里亚两个黑人共和国并与之建立外交关系；与英国签订禁止奴隶贸易的条约；允许逃奴在联邦军队中充当劳役。此外，他还就有关奴隶制问题四次颁布带有局部废奴色彩的法令——禁止军队捕捉逃亡奴隶送还奴隶主；结束华盛顿的黑奴制；废除美国现有或未来领地上的奴隶制；没收一切叛乱分子的全部财产和奴隶。（14）这些史实说明林肯在废奴问题上有所松动，并已启动了向奴隶制进攻的步伐。它预示着一场“以革命方式进行的战争，就要开始了。”（15）
    三
    内战的第二阶段（1862年9月—1865年4月），林肯由奴隶制反对者逐渐发展为废奴主义者。标志是1862年9月的《初步解放宣言》、1863年1月的《最后解放宣言》及1865年1月的“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
    从上述宣言和修正案出台的背景看，它是林肯反奴隶制思想在外力作用下发生质变的结果。外力之一来自北方资产阶级内部激进派与保守派力量对比的变化，特别是军界和议会逐渐左转。1862年初，林肯撤销了保守的陆军部长凯麦隆的职务，代之以共和党激进派斯坦顿。之后，他又重新起用因解放奴隶而着称的弗里芒特，大大加强了北方军事领导集团的激进派阵营。议会左转的标志是以解放奴隶为宗旨的“国会战争指导委员会”在北方军事不断失利的情况下，逐渐在国会中占居上风，从而在统治阶级内部形成一股废奴势力。它与国会外废奴派的“解放同盟”默契配合，一道向政府施加压力，对推动林肯按着革命方式进行战争起了重大作用。外力之二来自国际的压力。欧洲工人强烈要求联邦政府采取废奴政策。初步宣言发表后，曼彻斯特工人举行浩大的声援活动表示庆祝，并写信给林肯，表示深信他在“彻底消灭奴隶制之前不会中途止步。”（16）形成一股国际舆论。与此同时，英国、法国、西班牙的统治者跃跃欲试，企图乘内战之机削弱、分裂美国，恢复它们昔日的权势，对联邦政府构成威胁。在此情况下，只有废除黑奴制，才能博得国际工人的同情和支持，才能粉碎欧洲列强的武装干涉企图。解放奴隶势在必行。外力之三来自军事上的不断失利及由此引起的革命形势的出现。1862年7月，麦克累伦在半岛战役中失败，华盛顿频频告急。期间，林肯下令征集三十万、役期三年的部队，“得到冷淡的反响”，纽约等地群众示威游行，要求“在星条旗上写上‘废除奴隶制度！’作为战斗口号。”（17）北部面临发生革命的危险。这使林肯意识到“按照原来采取的方针，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如果不改变策略，“就要满盘皆输了。”这是林肯发布宣言的主要动因。宣言发表之后，林肯又致力于修改宪法的斗争，促使国会通过“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最终在美国埋葬了奴隶制度。使内战从保卫联邦宪法、维护联邦统一的战争升华为解放战争。
    我国有一些学者否认林肯是废奴主义者，其基本出发点是解放宣言有如下缺陷：（1）它是一种战时措施，是形势所迫的产物；（2）宣言不针对南部所有奴隶，也不包括联邦军队控制地区的奴隶；（3 ）初步宣言发表后一百天内如果叛乱者放下武器，南部奴隶制将得以继续维持。
    我认为这些情况都是客观事实，但以此否定林肯是废奴主义者，笔者不敢苟同。
    第一，它忽视了林肯的内在因素。林肯的社会实践表明，颁布宣言确实是军事需要，是维护联邦的手段，这一点前文已有赘述。但在强调客观因素的同时，也应该充分估价林肯的反奴隶制思想基础。正是在外力作用下，内因发生了质的变化，使林肯能够顺应形势，顺应民意，成为令人瞩目的英雄。对此，林肯自己也承认，他说过新的情况迫使他“解脱羁绊”，以便用“一种新的方式去思考和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