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以全方位吸收西方文化为标志，展开其近代化历程的。但是，对日本的“西学”在这种历史性转变中的一种新的动向，即从吸收西方的自然科学向吸收人文、社会科学拓展，在国内，迄今为止尚未获得足够的认识和研究，从而使我们对日本幕末、明治初期的“西学”，难以产生一种全景的印象。为了弥补这种缺憾，笔者仅根据所获得的资料和体会拙作此文，以就教于先学同人，并切望因此使这一关乎日本近代化全局的问题，获得重视和深入探讨。
    一
    “锁国”政策并没有堵塞西方文化，特别是自然科学领域的知识和技术的流入。①但是，“锁国”政策对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思想和理论的流入，确实具有制约作用，主要表现在：1.对基督教的严厉禁止，使与之相关的人文、社会科学思想和理论的吸收，受到限制。2.由于日本当时在国际上相对处于孤立状态，因此知识界人士对有些国际交往不可或缺的学问，如国际法、经济学等，没有急欲掌握的心理冲动。这一点和开国后该方面学问的急速引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3.幕末以前，日本统治者是将西方文化作为一种“实学”加以吸收利用的，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学问，遭到有意或无意的冷落。4.从新井白石到佐久间象山，对“西学”优秀性的认识，主要限于“形而下者”（自然科学）和“艺术”（技术）的领域。
    然而，在日本的“西学”史上，以吸收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为基本倾向的“锁国时代”，实际上已经出现了吸收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萌芽。按照依田熹家和王家骅的意见，日本吸收西方科学文化的重要的思想基础，是朱子学的“格物穷理”即合理主义，也就是说，“在江户时代，朱子学取代从来的佛教而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它在养成合理的思维方式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可以说日本人是由于朱子学才开始懂得逻辑思考的。”②“朱子学合理主义思想在日本的传播，为日本接受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奠定了基础。”③实际上，这种合理主义也是日本吸收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因为，这种合理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强调辨析和探究。在这种思想的作用下，随着兰学的发展，一些有识之士必然要审察使这些学术和思想产生和发达的西方社会和国家本身。“特别是世界地理学知识的发达逐渐变成了对西欧各国历史的介绍，而历史学习不仅是对各国、各民族兴亡的了解，它同时也刺激了对西欧国家，社会，文化的关心，并进而寻求这方面的知识。”④
    同时，随着对事物作合理主义判断的倾向不断加强，本质上属于合理主义和道德主义的儒学便逐渐被篡改，其原有的一些观念的道德主义倾向被淡化，合理主义倾向被加强。并且由于强调“辨析和探究”，原先对一些概念作抽象规定即可获得满足的状况，逐渐转变为对概念作明确的界定。例如，“经济”一词作为以往中国的成语，被解释为“经世济民”，或“经国济民”，论说君主治国平天下之道，其含义不仅抽象，而且显示出强烈的政治色彩和道德意图。但到了幕末，虽然“经世济民”仍然是一种普遍的观念，并且是吸收西方文化的目的之一，可对“经济”的理解和解释，则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其中较具有代表性的，是佐藤信渊在他所著的《经济要录》卷一中的定义：“所谓经济，就是经纬国土，救济苍生”，⑤即将经济解释为发展生产，使人民生活富足。虽然这一定义仍具有政治和伦理色彩，但已不是仅仅依存于“仁”和“义”那种抽象的概念，而是以发展生产这种具体的作法为基础。这一定义，和近代对“经济”的诠释已十分类似，因而当然有利于日本对西方经济学的吸收。凡此事例，不一而足。这种对原始观念的合理主义改造，无疑为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思想和知识的流入，创造了条件。
    特别在开港以后，以禁止基督教（天主教）为核心的来自统治者上层的制约，不得不逐渐迟缓。虽然公开承认传教的合法和信教自由原则的确立还需经历几度波折，但新教各派，特别是美国的一些新教教派，已经迈出了在日本传道的第一步，即通过创办印刷和新闻事业等，向日本民众灌输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思想。这种灌输和国际交往的需要，以及年深日久的积淀，使日本人“对西方文化的态度产生了根本性扭转，他们的视野扩大到了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其结果，构成了全面吸收西洋文化、学问的趋势。”⑥
    上述种种因素，使主要关注于西方自然科学的兰学传统不断被抛弃。尤其在当时作为吸收西方文化中心的蕃书调所，虽然属于人文、社会科学的诸学科目尚未得以设置，但一些年轻的教官，如加藤弘之，杉享二，神田孝平等，已经注意到了西洋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的存在，并开始了这方面的学习。根据加藤弘之以后的回忆，在蕃书调所里，有哲学，社会学，伦理学，政治学，法律学等未为世间所知的书籍，他读了这些书并受到启发，使自己的思想在许多方面发生了变化。⑦总之，至幕末时期，一些有识之士已具有了广阔的视野，他们已开始将吸收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作为关注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