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西周和津田真道所学习的人文、社会科学科目，全都是处在历史转折时期的日本最需要掌握和研究的。“他们的业绩，迈出了明治新文化建设的第一步。”在这以后，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思想和理论，从各种途径不断流入日本，从而使“西学”逐渐具有了涵盖自然和人文、社会科学，包罗英、法、德学的广泛内容，成为名符其实的“洋学”（在此之前，兰学和洋学基本上是同义语）。（16）
    在江户时代，通过学习和掌握荷兰语而睁眼看西欧，不，睁眼看世界的知识人，将那种学问称为“兰学”。以后，人们沿袭这种遗风，将英国，法国，德国传入日本的文化，分别称作为“英学”，“法学”，“德学”。（17）
    具有英学史前史性质的萌芽，在长崎早已出现。（18）并且寻求建国理论和强国模式这一促成英学发达的根本动因，在十九世纪初也已经出现。1808年的“费顿号事件”，可以视为这种动因的表现。因为，“显示英国之强大，就是以这一事件为契机的。”（19）但是，英学的真正发达，是在中英鸦片战争之后。“以鸦片战争为契机，对英国的关心高涨。因为，它击败了自古以来被日本奉为模范的中国。和日本一样，同样是岛国，且面积，人口也无大的差别，但为何能以占压倒优势的海军力量和经济实力称霸世界？这一问题，自此被正式提了出来。认为英国富强之根本在于君民共治的立宪制的见解，开始出现。”（20）随着“西学”从较单纯地吸收西方自然科学向吸收人文、社会科学的拓展，“兰学”的地位逐步为“洋学”所取代，试图通过吸收西方文化寻找到日本今后的政治路标，成了“西学”的宗旨。于是，将实行两院制的君民同治和富强直接联系在一起加以把握的“英国横式”逐步确立，并通过“所谓君民同治，就是以一定的规则限制君主的权威，万机之政务均经过君主和人民协商进行”（21）等通俗的解释而流传街巷，通过“君民同治乃我丰芦原中国之大法，隆古以来欲绝而未绝，欲灭而不灭，终遇明治之昭代而稍固其基，渐趋显明，日臻繁荣”（22）等英学派人士的说教而同日本的天皇制传统结合了起来。
    与主张实行英国式“君民同治”政体的英学一样，受到法国启蒙主义思想，特别是民主共和思想影响，主张实行“万民共治”的法学，也在日本近代关于国家体制建设的争论中，为自己争得过一席之地。而且，按照笹川临风的回忆，“至德国势力增加进来，将那种法兰西思想驱除为止，可以说是法学全盛的世间。”（23）
    不过，法学代表虽然主张实行“万民共治”，但不反对天皇制的存在。例如，“东洋的卢梭”中江兆民在《民约译解》前关于“共和”的论述中就曾如此写到：“卢梭以前，座及共和均是指民自己为国家的主人而不设别的至尊者，如美利坚、瑞士、以及今日的法兰西，其余的均称帝制之国，或王制之国，以示区别。今按卢梭的说法，‘民若自己制定律例而不受其他羁束，则无论有无帝王，皆可称为自治之国。’乍闻此言，甚感奇异，然细加考虑，则感到十分明白。因为，民已自操制定律例之权柄，即成了所谓的王。”（24）
    在如何建设近代国家体制方面，日本从英美输入的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从法国获得的是急进的人权思想，而从德国引进的，则是官僚的国权思想。（25）以1881年政变（明治十四年政变）为标志，自幕末至明治维新逐渐勃兴，普及的，受到英法启蒙主义、自由主义和立宪思想影响的理论和运动，逐渐被德国学者推崇的“主权归一论”所抑制，排除。在“实是政府之中坚，遥执东西官权者流之牛耳”的紫溟会首领井上毅（26），以及拥有伊藤博文、山县有朋、松方正义为名誉会员，桂太郎，加藤弘之等为会员的“德意志学协会”的努力下，日本最终以德国（普鲁士）为楷模，构筑了自己的政治体制。
    德学所以能最终一锤定音，结束“以边沁，穆勤，布拉克斯顿，奥斯丁，或以卢梭，孟德斯鸠，阿克拉斯的思想理论为依据，关于政体，主权，人权论争的时代”（27）主要原因是：1德学者井上毅等鼓吹的、由布伦奇利，舒尔策等提出的“主张主权专存于君主”、“主权归一论”（28）完全迎合了具有天皇制传统，并已完成“版籍奉还”“废藩置县”的日本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需要。2德国（普鲁士）在弱肉强食的国际环境中崛起的历史经验，正是以寻求建国理论和强国模式为宗旨的洋学所亟需的。德学代表加藤弘之的力作《强者权利的竞争》所以能引起极大的反响，事实上正是以这种需要为基础的。
    综上所述，在“锁国时代”，日本的“西学”已经呈现了吸收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萌芽。至幕末和明治初期，在当权者的推动和鼓励下，“西学”不仅突破了以前的樊篱，正式向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舒根蔓枝，而且随着兰学向洋学的转化，寻求建国理论和强国模式，成了“西学”的宗旨。著名的英国历史哲学家阿诺尔德·汤因比曾经指出，一个国家如果采用了外来的技术，那么这种技术将不会仅停留在生活的表面，而是会逐步向内部渗透，打破该国的文化壁垒，侵入传统文化整体。（29）近代前后日本“西学”的演进以及日本天皇制君主立宪政体的建立，似乎证明了这一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