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随着“西学”的演进，仅仅限于吸收西方的“形而下者”即自然科学知识，已无法应付开港后的时局。幕府统治者有见于此，因此也开始倾向于吸收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思想和理论。1862年（文久二年），幕府派遣西周和津田真道等去荷兰留学。“西周，津田真道的留学荷兰，是幕末洋学史上真正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壮举。不能不说在作为日本人首次正式学习西洋近代的人文、社会科学方面，他们的业绩迈出了明治新文化建设的第一步。”⑧
    在去荷兰的途中，西周给为他们去荷兰进行斡旋的东洋学学者霍夫曼去了一封信，陈述了此番留学的目的。从这封信里，我们可以看到日本人对“西学”新的渴求：“……自七年前（安政二年）同欧洲若干国家缔结修好条约后，随着外交和通商的日益增加，日本政府亦认识到了将欧洲学术移入我国之必要，并在江户设立了学校（蕃书调所），从各蕃选贤任能，使之充当教师，教授种种学问。但是，在该校的设施和教授方法上，仍有几多不备欠缺之处，学问也仅包括物理学、数学、化学、植物学、地理学、历史学，以及读解荷、英、德、法四国外语。有关同欧洲诸国的关系，进行内政和体制必良所必需的学问，则全然未被问津。因此，我们的目的，就是学习以上所有的学问。”⑨1863年6月4日（文久三年四月十八日），几经辗转的西周和津田真道到达了荷兰鹿特丹，并经霍夫曼的介绍进入了莱顿大学，随该校教授西蒙·毕洒林（Simon Vissering,1818-1881）学习“五科”。“自是（八月下旬），除休学日之外（七、八月暑假，十二月基督祭旬日，三月祭日旬等），每周二夕侍于案下，笔记口授，二阅年，以庆应元年（乙丑）十月卒五科之业。”⑩所谓“五科”，“一曰性法学，二曰万国公法学，三曰国法学，四曰经济学，五曰政表学。”（11）“讲论此学之次序如下：第一论性法，是为凡百法律之根源也；次论万国公法并国法，是推广性法，外以律万国之交际，内以律纪国家之治理也；而后论经济学，是富国安民之术，而论其道如何也；而终之以政表学，是察一国之情状如何，而致其详密密之术也。”（12）西周和津田真道学习“五科”的成果，首先表现在两个方面：1翻译了性法之学（自然法），万国公法之学（国际公法），国法之学（国法学），制产之学（经济学），政表之学（统计学）等概念（名词）。2根据毕洒林的讲义，译述了《性法说约》，《性法略》，《万国公法》，《泰西国法论》，《表纪提纲》。
    向西周和津田真道传授“五科”理论知识的毕洒林，是信奉自由贸易论的经济学家。作为当时逐渐扩张势力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中心人物，他在西方社会和学术界均受到重视。他的思想和理论经西周和津田真道的传播，对日本产生了很大影响。毕洒林讲授的性法即法哲学，以自然法思想为主。在《性法略》第一条中，他将“性法”定义为“以人的本性为基础法”，指出：“各人言行可充分自由，但不可因自己的自由而妨害他人的自由”，并将权利分为原有权，保有权两种，他所谓的原有权即“天赋人权”，是近代的法律原则之一。这一思想不仅对西方近代法学移植日本具有重要意义。并且也对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移植产生了促进作用。正如大久保利谦所指出的：“明治初期自由主义思想的移植，同毕洒林的名字是分不开的”。（13）西周和津田真道译述的《万国公法》和《泰西国法论》，前者对日本人了解国际法准则及进行国际交往，具有很大作用；后者不仅论及宪法，行政法、刑法，税法等，而且涉及私法关系，并对近代法的本质作了专门论述，是一本有关西洋法学的启蒙书。特别重要的是，《泰西国法论》阐释了同以往儒教的法思想和民主主义思想不同的思想理论，迎合了正处于历史转换期的日本的要求。津田真道在该书中译出的许多概念，如“民法”，“公法”，“私法”，“主权”，“人权”等，均历久不衰，至今仍保持着生命活力。另外，毕洒林是当时具有代表性的荷兰经济学家，他的主要著作《经济学提要》具有很大影响。因此，经济学的学习由毕洒林口授该著作的内容，没有专门讲义。原来，西周和津田真道曾打算将它编译出版，但可能因较为困难而未能完成。目前，在日本庆应大学图书馆已发现了津田真道的笔记，有关方面已打算将它收入《津田真道全集》发行。（14）虽然毕洒林的这一著作在当时的日本未能问世，但他的思想和理论显然已为西周和津田真道所吸收、传播。例如，它在西周的代表作《百学连环》中就有所反映。因为，“正统学派的经济学入门知识和以人类本性为基础的人权论，对当时的日本知识阶层来说，是最容易接受的合理主义”。（15）最后，《表纪纲要》作为统计学著作的先驱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因为，当时作为社会科学之根本的统计学，是一门依靠正确的统计数字探求天下形势的学问，是一门治国安民的学问。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中，曾对统计方法的意义作过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