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音乐学校对选科生的要求却简单得多：选科为欲修本校各科各学部之一科或若干科目者而设。选科生无论男女、不拘年龄，凡能胜任所选科目学习者。选科生其所选科目与预科本科接受同样考试者，依其成绩授予修业证书；选科生所选科目就其最后学年的考试成绩合格者授予该科目的毕业证书[43]。通观《东京音乐学校一览》，均未见入选科有考试的要求，只提出“能胜任所选科目学习者”。在明治26-27年的《东京音乐学校一览》对选科生的年龄要求最底只有9岁。
    东京美术、音乐两校选科的就读条件是不一样的。入校以后，美术学校选科生必须随本科生一同上课，因他是本科生不足肘的补充，待遇与本科生基本相同。而东京音乐学校选科生的上课时间非常自由，“选科的教授时间从午后到夜间，以不妨碍同时在其他学校学习者，或白天工作者”[44]，东京音乐学校选科更像是业余艺术学校，来去自由。由于入学条件不一样，考入东京美术学校和东京音乐学校的人数差别也就很大。
    其次，待遇不同，结果也不同
    除了入学难易程度不同导致人数上的差别以外，中国留学生在二校就读时间的长短与毕业人数差别也是很大的。东京美术学校留学生除个别学生因事回国、中途辍学外，大多能读完5年毕业。如李岸（李叔同）、曾延年、陈之驷、汪济川、方明远等人的毕业作品及毕业自画像均保存在东京艺术大学美术馆资料馆中（吉田千鹤子《东京美术学校的外国学生》）。这是因为东京美术学校的中国学生都能获得官费，可以从容学习，不为生活发愁，无后顾之忧。入东京音乐学校学习的学生虽然人数不少，但在学时间大多不长，尤其是自费学生，因经费原因中途辍学的不少。学习音乐较之美术更需要天赋，并从幼年开始长期不懈的练习，最后坚持到读完所学科目（清末东京音乐学校中国学生没有毕业生，只有修了生）并获得修了资格的仅有3人：徐竹素、徐竹筠、萧友梅三人，他们是少数获得官费待遇及有顽强意志的学生[45]。（其中萧友梅是东京帝国大学哲学专业的官费生[46]。
    3、以官费兼修音乐的学生多于美术学生
    由于音乐学习的官费申请很困难，因此，只能以考取其他学校的方式获取官费，进而学习音乐。在《官报》中我们发现很多同时在东京音乐学校就读的其他学校的官费生，但他们绝大多数不是东京音乐学校的官费生。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杰出的音乐家曾泽霖、辛汉、萧友梅等自费就读于东京音乐学校选科，三人分别是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和文科哲学专业的官费学生。辛汉和萧友梅帝大毕业还获得了清政府赐予的法政科举人和文科举人的头衔[47]。他们以这种东边日出西边雨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并最终以音乐家的形象名垂青史。东京美术学校选科官费生李岸也在课余兼习音乐，成为中国美术史、音乐史以及话剧史上的著名人物。此外郑审因是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官费生，在东京音乐学校自费学音乐。云南籍学生张佩芬光绪32年9月自费到日本，宣统元年2月入女子大学普通预科获得官费[48]，大正3年曾入东京音乐学校选科学习钢琴[49]。像这样的学生不胜枚举（以上均见名簿）。清末留日学生来自全国各地，既有沿海地区，也有内陆山区，他们中既有七老八十的长者，也有五六岁的幼儿，如过江之鲫，奔赴东瀛。他们看到的是一个与中国完全不同的、蓬勃发展的、企图全盘西化的新兴日本。中日两国巨大的差异，刺激了学子们强烈的追赶意识和求知欲望，什么都是新鲜的，什么都想尝试，都想学习。因此，大多数留日学生同时在几个学校学习，希望在最短的时间，以最快的效率，掌握最多的新知识。
    4、题外的话
    （1）、阅读《官报》其中有一件事给我印象极为深刻，既广西女学生李郁暄考上东京音乐学校以后再三申请官费而不得的事。李郁暄首次出现是在《官报》24期的59页中，因她已在同文学校毕业侯考官立各高等专门学校时，由留日学生监督处“咨复广西学习各生所在学校及卒业年限名册文”中提到她；《官报》27期（宣统元年2月）162页“调查报告”有“东京上野音乐学校报考学生姓名籍贯年龄学科表”又提到她；《官报》35期“调查报告”，“庚戍年上学期广西官费学生预算表”中记有：“李郁暄年400元一名”，在留日学生监督处看来，似乎她领到官费没有问题，故列入经费预算表中；但在《官报》37期“广西巡抚咨复音乐学校学生李郁暄奉学部饬碍难给予官费文”，其理由是：“前经署司电请学部核示奉复东京音乐学校向不给予官费等因，是李郁暄考入东京音乐学校应请无庸照给官费，请予转咨”。最终李郁暄没有领到官费。从1910年5月始，清政府规定女生申请官费必须考上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奈良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蚕业讲习所三校，并须俟本省官费50名内有缺额后方能续补[50]。“东京音乐学校向不给予官费”。其获得官费者皆是各省根据本省情况决定的。42期《官报》“广西学费预算表”正式将她的名字开除[51]。1910年以前女生官费向无定章，由各省提学史斟酌定夺，因此，各省自费女生申请官费条件各不相同，从而导致：“同校之学生，此省准补而彼省则驳，则彼省学生必援此省为例而腾为口实，有同省之女生，前者准补，后者则驳，则后者必援前者以为例而肆其烦言，往往一咨不已，必求再咨，一电不已，必求再电，似此纷扰不休，殊属不成事体。……为此禀请钧部裁夺，详加训示，明定章程，以归划一而资遵守”[52]。清政府学部未颁布“女生送学补费办法”之前，省别不同待遇也不同。李郁暄所在的广西省，由于经费困难，艺术学生要获取官费几乎不可能，尽管李郁暄一再申请也未能如愿。而天府之国的四川，凡考入东京音乐、美术两校者，如曾延年、方明远、徐竹素、徐竹筠皆给予官费；直隶也与四川相同，李岸、陈之驷、李韵娴、余边申皆直隶官费。奉天、浙江、湖南、湖北也相对较易获得官费。这与各省的财政状况以及当政者的见识有关，财力雄厚的大省加之当政者对艺术教育的重视，获得官费就较易。1905年无论是在中国国内还是在日本，最为轰动的一件事是湖南省一次派出20名、年龄从14岁到48岁的女子到日本实践女校学习速成师范与工艺两科（《东方杂志》第2卷第6期）。此后，1907年奉天女子师范学堂派出21名女生到实践女校读师范科，江西省亦派出十名官费女生（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p.55）。1910年是一个重要的分界线，1910年以前“女生补费向无定章，从前人数不多，闻有一、二人稟请补给官费，以无定章可守，自应为之咨请本省，核夺准驳一听之各省”。因此、1910年以前女生获取官费较易，1910年以后则较难，须是考入东京、奈良女子高等师范和蚕业讲习所三校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