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通告事隔仅四个月，可见留日学生对演剧的热衷。监督处尽管三令五申，甚至以取消官费相威胁，但仍屡禁不止。欧阳予倩在《自我演戏以来》回忆道：“留学生没有什么娱乐，偶然听见两声京二黄，不管好不好，他们总是高兴，而且有许多人请吃饭，其意还是想听我们哼两句的”。[62]从该期《官报》来看，学生在旅馆中排演的不是话剧，而是中国传统戏剧。就在游日学生监督出发布该通告的前一天，清政府学部于宣统元年4月10日致使日大臣禁止游学生结社演剧电总务司：“驻日胡钦使鉴，并转田监督，游密电悉，留日学生以改良戏曲为名，结社演剧，不但败坏学风，而且流弊甚大，设法禁止甚善，一面查明为首提倡既随从附和之学生姓名，报部核夺办理。学部宣统元年4月初10日”[63]。此后留日学生在日本的大规模的演剧活动几乎停止，欧阳予倩在《自我演戏以来》对此也有回忆：由于清政府禁止学生演剧，从此专心于学习[64]。但学生演剧活动却从日本转移到了中国，日本新剧即话剧的表演形式由留日学生带回了中国，《黑奴吁天录》、《鸣不平》、《生相怜》等剧在上海重演。“因春柳社的发动，产生了上海文明新戏……1913年起，盛了好几年”[65]。
    在《官报》中笔者虽然仅发现了留日学生以上二次演剧活动，不过在其它资料中留日学生在美术、音乐、舞蹈以及爱国救亡等方面的活动也有不少。限于篇幅，笔者将另文介绍。
    清末留学运动是中国历史上大规模学习西方的第一次，而留学日本由于路近、费省、文近及日本学习西方的成功，成为中国人留学救国的首选国，其规模之浩大，人数之众多，年龄差别之大，是古今中外留学史上所少见的。他们大多数不仅成为辛亥革命的主力军，翻开了中国历史新的一页；还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的教育改革，将民国学校教育由清末的近代学堂制变为现代的学校制；中高等专门艺术教育在中国也从无到有，迅速发展，他们为现代艺术教育体系在中国的确立作出了积极贡献。其代表人物有开创音乐、美术、戏剧等方面诸多第一，培养了丰子恺、刘质平等著名美术、音乐教育家的李叔同；有我国第一个国立美术高等学校--国立北京美术专门学校的创立者、该校的第一任校长郑锦；有学堂乐歌之父曾泽霖；有我国第一个国立音乐学校的创办者、首任校长萧友梅；北京画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国立美术专门学校教授陈衡恪（陈师曾）；岭南画派的重要人物、著名女政治家何香凝等等。留日艺术学生的归国活动及贡献，笔者将另文撰述。
    综上所述，清国游学日本学生监督处的《官报》，其史料价值不仅在于对政法、工矿、铁道、师范等热门学科的研究方面，它还对一直受到冷落的艺术留日学生的研究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从中我们可以查找到一些其它材料所漏载的留日艺术学生的情况，以及把握清朝政府和地方政府对艺术、艺术教育和留日艺术学生的政策和态度，这对于了解清末学制改革和全国艺术教育状况、发展状况都有不可小视的价值。当然这有待于今后进一步的深入研究。笔者认为，将清国游学日本学生监督处的《官报》作为研究留日学生史的入门史料阅读，不失为一种治史的方法。留日艺术学生史的研究对我来说，虽在出国前因研究云南留日美术、音乐学生李廷英和李燮熙等人而初步涉及。但真正开始也是到日本以后，在阅读了神奈川大学中国语科所藏的大量的留日学生的材料之后的事情。因此，浅陋之处，在所难免，还望各位专家见谅及指正。
    原文参考文献：
    [1]《官报》第1期第1页“发刊缘起”
    [2]吉田千鹤子《东京美术学校外国人生徒》载《东京艺术大学美术学部纪要》第33号，平成10年3月。
    田鹤武良《留日美术学生》载日本《美术研究》第367号，平成9年3月
    刘晓路《肖像后的历史、档案中的青春》载中国《美术研究》1997年3月
    张前《中日音乐交流史》人民音乐出版社1999年19月
    中村忠行《〈春柳社〉逸史稿》载《天理大学学报》23辑1957年。
    田本相、宋宝珍《一场关于文明戏前途和命运的大讨论》2004年3月中日文明戏学术研讨会报告
    [3]《现代汉语词典》第1371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
    [4]潘红《艺术概论》第176页。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
    [5]其中原因：东京美术、音乐两校是日本最高艺术学府，日本著名艺术家大多聚集在该校任教。中国学生考入二校接受日本最高水平的艺术教育，他们学成回国以后，对中国近现代艺术教育影响很大，在很多方面具有开创性。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学者到日本进行学术研究还有种种条件限制，如语言、经费、赴日机会等等，即使能到日本，由于时间短暂，最多一年，研究刚进入情况，签证到期，经费也不济，只好打道回府。因此，他们只能就有代表性的学校进行研究。
    [6]《官报》41期“调查报告”《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各科学生第一学年试验成绩表》第71、75页
    [7]《民国三年留日毕业学生成级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