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自李岸考入东京美术学校以后，我们可以在《官报》中的医药费报销统计表中经常看到他的名字，不是看病就是住院。由此可见他的身体很不好，与用功学习过度有关。据欧阳予倩在《自我演戏以来》回忆：那时候对艺术有独特见解的，可以说只有息霜（李岸别名）。他于中国辞章很有根底，会画，会弹钢琴，字也写的很好。他非常用功，除了他约定的时间以外，决不会客，在外面和朋友交际的事，从来没有。黑田清辉是他的先生，也很称赞他的画。他对于戏剧很热心……他的脾气异常孤僻。他律己很严[53]。他无论学什么都极度认真，以至于只要他学过的专业，就会在此领域超越常人，出类拔萃，极度绚烂。但过度地用功导致他身体的虚弱，加之孤高的性格，以至于最后遁入空门，成为中国律宗著名的弘一大法师。
    （3）、《官报》中出现的个别人名，笔者在其它名簿中从为见过。如在西京美术学校就读的鲍标和白马会油画科的唐磐，日本研究中国留日美术学生的专家鹤田武良先生所著《中国留日美术学生》[54]的名簿中无二人；清国留日学生会馆的二、三、四、五次报告及台湾沈云龙所辑、无名氏所著的留日学生名簿和日本兴亚院的名簿也未见有此二人，只有在《官报》中有此二人的记载。可见、《官报》可以弥补其他材料的不足。
    四、留日艺术学生的在日活动
    留日艺术学生由于其专业的特点在于抒发自己的情感、表现和批判社会现实，他们在留学期间组织各类艺术团体、举办各种讲座、创办刊物、参加展览和演出，积极参与大大小小的活动，可以说只要有留学生的庆祝活动就有他们的表演。有一些活动还有很强的艺术探索性，在中国的艺术史上具有开创意义。他们为寂寞、清苦的留日生活添加了色彩和亮点，没有他们的参与，中国留日学生的生活将黯然失色得多。因此，研究他们的活动是中国留日学生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留日学生监督处的《官报》虽然不能将留日艺术学生活动的全貌展现出来，但它所登载的事件却是有一定影响性的事件。《官报》反映学生演剧活动的事件有两次，兹介绍于下：
    第一次是光绪34年12月24日游日学生监督处的公告，禁止学生演剧。
    《官报》25期“学界记事”：“为公布事照得学界中有人组织会社为研究戏曲改良之举，该社中人闻得于明春岁首在东京某戏馆扮装演剧，现在各处发售入场卷。闻之殊堪骇异。本年十月我国迭遭国恤簿海，人民莫不闻风哀痛。查《会典》开载：国有大丧，不宴会、不作乐。早经明示诸生在案，自当敬谨略守，勿得贻人口实。切切此谕。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这是清政府给留日学生的上谕。以下是留日学生监督处在接到此上谕后又将日本文部省的有关规定通告给留日学生，禁止学生演剧：“为公布事照得学生演剧在国恤百日之内，不可贻人口实，昨经晓谕在案。兹查日本文部省大臣对于各直辖学校长训令有：直辖学校学生生徒之风气为全国各地学校生徒模范，言动影响恒及乎一般，则直辖学校之学生生徒应各守本分，重规律、朴质勤勉，为他生范，自不待言。乃近来直辖学校累有讲习会、纪念会、运动会之举，其时为添助兴趣更出种种机轴，甚至于扮装演剧，迹近优伶，不特有害学校风纪，即此浮簿气习而于学风尤有关系，嗣后各学校务加意慎重。当学生开讲演诸会之际，校内职员应周密防范，庶不致风纪颓靡而收教育之实益等语。是学生扮装演剧迹近优伶，在开会添助兴趣尚且不准。我国学生远道求学，宜务其远者、大者，岂可公然登场演唱戏剧，实于学生风化攸关，应即重申告戒，务各遵照，勿忽此布。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55]由此可见，中日两国受儒家文化影响，鄙视登台演剧之人，视为三教九流之徒，列为社会的下层。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作为社会的栋梁，自应洁身自好，不应演剧。加之，当时的中国正是内忧外患，外有强邻入侵，内有最高统治者慈禧和光绪的驾崩。在此国丧之际，据《大清会典》：国有大丧，不宴会，不作乐。可见时人将演剧活动视为寻欢作乐加以禁止。同时搬出日本文部省的规定，近一步强调学生演剧的不正当性。
    以上通告是光绪34年12月即1908年12至1909年1月间发布的，早在1907年东京美术学校学生以李岸、曾延年为首，创立了“以改良本国艺界之先导为目的而研究新旧戏曲”的“春柳社”[56]，它是中国近代最早的话剧研究团体。“学界中有人组织会社为研究戏曲改良之举”，即是指的“春柳社”。1907年春该社在东京的骏河台基督教青年会馆首次上演了法国作家小仲马的《茶花女》的第三幕。同年夏天6月1、2日又在东京本乡座演出了由林琴南、魏易翻译，东京美术学校学生曾孝谷编剧的美国作家斯托夫人的小说《黑奴吁天录》，这次演出非常成功，观众超过预定的三千人以上，连走廊上都挤满了来看戏的东京中国留学生。日本戏剧评论家伊原青青园和土肥春曙的好评是：演员认真演戏的态度及擅于策划、经营方面都超过了日本的业余演剧团；东京的三千余留日学生观众的热情观戏、严守戏场规矩方面也超过了日本观众的自由散漫[57]。同年冬天在东京的常磐馆上演《生相怜》。到1908年末1909年初春柳社的部分同人组成“申酉会”借东京的锦辉馆，小规模的演了一次，其中有《鸣不平》[58]。据日本学者中村忠行的研究：这是明治42年1月1日到21日期间的事（光绪34年12月10日-30日间），正直学校放冬假[59]。从时间上来看，《官报》中所指之演剧当是申酉会的这次演出。与此同时，明治42年1月文部省小松原文相颁布了“学校风纪取缔训令”，其内容与《官报》所载大致相同[60]。
    宣统元年4月10日清政府再次明令禁止学生演剧，游日学生监督处于11日发出通告《官报》30期“学界记事”：“为公布事照得学生演戏在所必禁，迭据诸生具名函告确实光明，欣感之至。近有某女士假青年会馆开音乐会，此应提倡之事，不应禁阻之事，名义晓然，无待详说。不意其余兴所及，终以演剧，是最有名誉之举动而为此所牵累，以至混杂不清，闻之甚为痛惜。业传该女生到处再三告诫，饬其删除余兴无为人所诟病。曾据面允，辞退演剧诸人，誓不贻羞学界。该女生言出可信，当能实行，究竟如何，尚望诸生于事后明告，以释悬悬。再闻某旅馆中，终日鼓板琵琶、胡弦月琴、高唱如云、乐此不疲。日人遇之者，莫不则耳，传为笑谈。试问诸生来此何事？自居何等？无论登场开演，亟宜禁除。即此平日研究之功，亦尚早自捐弃。古语云：习惯成自然。久之将视为正业，有终生堕落之忧，清夜自思能无悚惧。且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诸生乐此，彼真优伶，必将闻风而至，潜与之俱，清浊不分，有玷身家，更何可为。本处除劝诫禁止之外，别无能力，克自悔悟，是在诸生有伤国体，固属最大之一问题。而切肤之痛，即是诸生名誉以少数人之言行为累及全体，众怒难犯，古有名言：鸣鼓之攻，恐亦无词解免也。特再晓谕，尚其懔诸此布。宣统元年四月十一日”。
    《官报》30期所记的：“某女士假青年会馆开音乐会”之事，当是指的实践女学校、东洋女艺学校、女医学校等清国女学生部为上海开设女学校筹集经费而举行的演出。从时间上来看，是阳历5月29日午后1点，地点在东京神田青年会馆，其节目的余兴是中国传统戏剧，大致与《官报》所指之事相符。“以实践女学校为首的在东京留学的东洋女艺学校、女医学校等清国女学生部为上海开设女学校筹集建设经费而募金，于5月29日午后1点开始，在东京神田美土代町青年会馆举行大音乐会，其演出顺序如左：开会宗旨（林女士）、演说（何女士）、钢琴独奏（西洋女士）、唱歌（李谟君）、小提琴独奏（冯三甫君）、唱歌（陈女士）、琵琶独奏（施豫龄君）、钢琴独奏（陈女士）、唱歌（日本女士）、钢琴合弹（日本女士）。余兴演出：1、秋胡戏妻、2、目莲救母、3、文昭关、4、二进宫等”[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