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中产阶级女权主义者，她们中间有些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也曾作出过巨大努力，试图把劳动妇女争取到自己队伍中来，可同样收效甚微。只有在女工受老板压榨、得不到同工同酬以及在劳动权和工会权方面遭男工敌视和排斥等问题上，女工们才愿与女权主义者联合斗争。1913年在法国女权运动史上出现了几乎是唯一使两者团结一致的规模较大的行动，因为一位里昂排字女工参加劳动和加入工会的权利遭到男性统治的工会的拒绝和非难。
    从以上分析可看出，无论在女工中或在中产阶级女权主义者中确有个别人尝试把女工运动和中产阶级女权运动汇合在一起，但都未取得满意成果，只是在某些个别领域、个别事件中实现了两者的短暂会合。终究由于法国女权运动、工人运动、社会主义运动内部的分歧，更由于不属同一阶级的妇女各自所迫切要求的权利的不同，法国广大劳动妇女没有能广泛支持中产阶级妇女在政治领域内争取选举、被选举权的斗争。30年代妇女参政运动的积极分子路易丝·威斯1934年在作了一次巡回演讲回来后说的话便是明证：“当我谈论选举权时，农民妇女惊讶得目瞪口呆，女工们付之一笑……”（24）法国妇女参政运动的弱点显然对参政权的及早获得造成一定影响。有些议员就是以广大法国妇女自己没有参政要求来反对妇女选举权的，有人说：“如果妇女强烈要求参政，男人将为她们力争，可她们绝大多数人什么也不要求。”“女权组织只代表极少数人，就集中在巴黎。”“妇女选举权问题并未在全国引起反响，在提交到议会前值得在全国范围内认真地讨论。我认为占压倒多数的法国妇女不那么热衷于投票。”（25）
    反常的历史现象
    造成法国妇女迟迟得不到参政权的原因不仅仅在于运动本身的问题，主要还是由于执政者的阻挠。不管怎样，妇女的斗争还是引起了公众舆论的重视和部分议员的同情和支持。例如曾在1885年对妇女参政运动抱敌视态度的塞纳省议会于1907年表示应考虑让妇女享有市、省议会选举权，以便向最终享有普选权过渡。大学内的某些教授也开设有关妇女政治解放的课程，如法兰西学院的雅克·福拉克教授。一些大报，如《日报》在1914年就此主题向读者征求意见，获得505972张赞同票。有影响的议员如饶勒斯要求立即在议会中就此问题展开辩论，1914年在议会中说：“行动起来、进行思索以及亲自去关心这个问题的应该是人类的全体成员。”（26）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男子上前线，几十万法国妇女走出家庭，进入了一向被男子独占的领域，参与了全民族的公众生活，表现了非凡的能力，证明了自己的价值。英、美等国的妇女因自己在大战中的贡献而获得了选举权，英国当政者说：“英国妇女于1918年获得那张选票是多亏了她们的爱国主义精神。”（27）法国的同行们却仍对一次大战中妇女的功绩置若罔闻，而且反其道而行之，说什么家庭稳定需要母亲、生育需要母亲，以大战中法国伤亡惨重、人口骤减为由，颁布法令禁止避孕宣传、严惩堕胎行为，强迫大批已走上工作岗位的妇女重返厨房。
    妇女的斗争、一部分舆论和议员的努力、一次大战中妇女的出色表现都未能改变绝大部分当权者的立场。让我们从两次大战之间议院内讨论该问题时提出的论点来剖析一下原因。反对派的论点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妇女在体力和智力上都不如男子；参加选举、投身政治的妇女将失去女性特有的优雅和魅力；妇女生来脆弱、神经质、感情用事，不适合过问政治，否则有害于公共事务；妇女参与政治意味着在社会生活中给予她们自主权，她们将背离女人当母亲的职责，倾向节育，从而对种族和家庭带来危害；广大妇女自身并不想获得参政权，女权主义者仅是一小部分人；妇女在参与政治方面尚无能力，没有思想准备；由于在第一次大战中男子伤亡惨重，妇女获得普选权势必使女选民多于男选民，而妇女选票的倾向是个无法估计的未知数，投票前景难以把握，会使国家政治生活失去控制，导致社会动荡；传统上深受天主教会影响的法国妇女在投票时会被教会利用来展开政治斗争，以至造成教权主义的复辟而危及共和国。凡此种种归结为一点就是妇女选举权将会对家庭、对国家、对共和制构成威胁。在所有这些论点中份量最重的、被绝大多数持反对意见的议员反复强调的是可能招致的教权主义祸害。由此产生了一个反常现象：在议会中绝大多数反对妇女参政的竟是共和派人士，他们是激进党人或激进社会党人，属于法国政治舞台上的中派和中左派；而赞成妇女参政的除了包括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的左派以外，却大多数是保守派：右派和温和派。激进社会党人莫波瓦尔说：“支持妇女选举权的是右派和共产党人，但不是我们激进社会党人。”（28）议员埃斯库朗在1925年说：“今天，对妇女运动最大量、最积极的支持来自右翼。”（29）
    出现以上这种奇怪现象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教会的态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发生变化。由于天主教教义一向维护父权的尊严，歧视妇女，认为女人的天职是在家庭里生儿育女，因此教会从来都主张禁止妇女参政，以保护家庭、维护一家之主的特权，即父权。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教会中一些人发现，作为一家之主的男子往往是一个反教权的共和主义者，教会在与共和派的斗争中不可能再依靠他们。在它看来，广大法国妇女虽自称拥护共和，但大多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在精神上受教会影响极深，是可以指望的。1919年，罗马教皇宣称赞同妇女选举权，作为天主教国家的法国立即作出反应，一部分天主教人士起来为妇女“伸张”政治权利。贝西埃尔神甫在1926年发表的《妇女的公民职责和参政权》中说：“如果丈夫把……关闭教堂……看作是符合切身利益的……那么既然他妻子同他的意见截然相反，他还能自称以自己的选票来表达她的意见是合理的吗？”（30）天主教会立场的转变一方面说明出于政治利益考虑，教会不得不违背教义中最根本的原则，另一方面说明是社会的进步迫使教会明智地作出了选择。正如有些天主教人士所说：“妇女选举权是当前民主运动逻辑发展的必然。”“应该看到这个权利不久将会给予……我们深感遗憾……我们不应该在这种无法挽回的形势面前暂时屈从，而必须设法最充分地加以利用。”（31）贝西埃尔神甫称这样的变通为“现代化的意志”。（32）正因如此，相当多的共和派人士忧心忡忡，担心作为共和与自由敌人的教会利用讲道台和告解座向取得选举权的妇女进行政治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