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科洛·马基雅维里是世界近代思想史上一位颇具争议的人物。400多年来，各国学者对马基雅维里的评论甚多，每一代人都力求发现前人所没有得出的新结论。在各种纷繁的评论中，有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即把马基雅维里与以其姓氏命名的“马基雅维里主义”分离，一方面肯定马基雅维里其人及其某些思想，另一方面又对马基雅维里主义予以贬斥。如狄德罗在其论及马基雅维里的文章中肯定马基雅维里撰写《君主论》的动机，同时又在《百科全书》中，将“马基雅维里主义”解释为“一种可憎的政治学说，可以简短地概括为暴政的艺术”①。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对马基雅维里的基本评价亦有类似倾向。这些学者主要是将马基雅维里主义当作一种“治术”，一种统治的政治原则来看待，这对马基雅维里主义的理解显然有失偏颇。那么，马基雅维里主义的真正内涵究竟是什么呢？笔者认为，马基雅维里主义实际上并不是一种政治统治的原则，而主要是近代外交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反映了欧洲近代早期外交关系的新特点。因此，笔者拟结合欧洲近代外交的兴起，就上述问题略陈管见，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马基雅维里主义产生的历史前提
    作为一种对外交往关系，并不是近代才开始兴起的。自人类社会产生之日，各相对独立的人们共同体之间便存在着相互交往的关系，这可以说是萌芽状态的外交关系。古希腊英雄时代，各部落和部落联盟在战争时期均互遣使节进行交涉，在《伊利亚特》中，墨涅拉俄斯和俄底修斯即作为希腊联军的使节出使特洛伊，要求特洛伊人送还海伦②。到古风时代之后，各希腊城邦之间有了较为正式的外交关系，结盟、宣战、媾和等一系列外交事务都由城邦派遣使团进行，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斯巴达曾遣使与雅典交涉麦加拉禁令的问题，亚哥斯也曾遣使与雅典结盟③。随着各城邦之间的频繁交往，各种有关外交的概念，诸如调停（διαλλαγ{K5DA04.JPG}）、同盟（συμμαχíα）、协定（σμολοΥíα）、条约（ανΥλθ{K5DA04.JPG}κη）、休战（∑πονδ{K5DA04.JPG}）等术语也在外交关系中逐渐定型，使古希腊时期的外交关系具备了基本的形式。
    及至中世纪，欧洲的外交进一步发展，教廷、各国君主、大封建贵族和自治城市之间均互派外交使节，甚至于一些商业团体、大学、行会也模仿君主和贵族，派遣类似外交使节的代表。到了13-14世纪，欧洲各国之间的外交关系相当发展。一方面，在外交实践上已具备了比较复杂的形式。首先，外交代表的等级已初步形成，最高级别的称大使（legatus和ambassador）④，大使具有广泛的权力， 能够代表委派人处理战争与媾和、商业与税收等诸多问题，但在15世纪之前，无论是教廷还是欧洲各国，都没有设立常驻大使。较次要的有特使（nuncio）和专使（procurator），特使代表委派人的身份，具有一种象征的意义，无论特使本人的身份是贵族、廷臣或其他什么人，都以委派人的身份说话，传达口信，递送信件，或参加礼节性仪式；专使不具有象征性代表的职能，他主要是代表委派人的利益就各种事务进行谈判。此外尚有战时使者（herald），这是在战争期间，交战双方在讨论和约，安排休战和斟酌赎金时派出的外交代表⑤。其次，外交使节的使命和路线有了比较固定的形式，一般来说，外交使节的使命分两类，一类为礼节性访问，使节或是参加庆典，或是巩固双方友谊；另一类是谈判，使节衔命就各种事务与出访地主人商讨解决办法。使节出访的路线亦可分为两类：一类为单线外交，使节只出访一个地区，完成使命便直接返回；还有一类是穿梭外交，使节轮流访问若干地区，然后再回国，1260年，佩鲁贾人马菲奥作为该城大使在一年内就穿梭访问了阿西西、西恩那、卢卡等6个城市⑥。第三，对使节的接待也具有了一套仪式， 主人根据使节的级别给予不同规格：例如，佛罗伦萨执政团在迎接来访者时，对一般的使节，执政团长老迎至执政团大厦门前平台的1／2或1／3处；对多数君主或公爵，执政团长老则迎至平台尽头的台阶上；对教皇使节的迎接特别隆重，执政团长老要一直走下台阶，到执政团广场上恭迎⑦。
    另一方面，在外交思想上，欧洲各国则保持着中世纪封建传统特色，其主要表现有三：第一，自9世纪以来，教廷权势日盛， 在欧洲形成一个庞大的基督教世界国家，在这个世界中，教皇不仅从精神上统治一切，而且经常插手各国内外事务，他们以开除教籍和褫夺教权为武器，周旋于各国君主之间。有时，教皇以基督教世界最高仲裁者的身份亲自干预封建君主的对外事务，如罗萨林几亚的罗塔尔二世想解除其与汝拉里公爵之妹的婚姻，由于这是一桩政治联姻，涉及多方利益，所以教皇尼古拉一世便亲自出面，禁止罗塔尔二世离婚⑧；有时，教皇派遣使节，在各国中居间调停，1219年，教皇霍诺留三世就曾遣潘道尔夫出使苏格兰与其国王亚历山大二世会谈，就苏格兰和英格兰的关系问题进行斡旋⑨。总之，欧洲各国在对外关系上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教皇的干涉。第二，在对外关系上，遵循基督教道德准则。早在9世纪，教皇尼古拉一世便明确指出， 在统治者之间订立条约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上帝的和平，违背条约就是亵渎上帝，因之当受惩罚⑩。同时，教会法学家认为，派遣大使的目的也是为了上帝的和平，曾多次担任法国大使的土鲁斯大教长贝尔纳杜斯·德·罗塞尔吉奥写过一本影响很大的小册子《简论大使》，书中总结了中世纪的外交理想，他说，“凡为了促进所有王国、公国、以及教会和俗人幸福的目的而派遣的大使值得褒奖；而为了亵渎神圣和占领他人领地，或者为了巩固为错误目的而缔结的同盟和条约而派遣的大使当受谴责”。因此，“凡不是为了最高道德目标而执行的外交使命都不能视之为正当的”（11）。在这种浓厚的基督教道德的氛围之下，诸如荣誉至上、条约神圣、坚守诺言等信条在外国的对外关系中必须遵守，违背誓约即会受到谴责，甚至被开除教籍。这种道德力量具有很大的威慑力，尽管各国在实际上并不一定完全循规蹈矩，但至少是不敢轻易跨越雷池。正如克雷所说的那样，“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大的社会道德力量能够这样完全地集中和有效”（12）。第三，外交主权概念混乱，国王不加区别地从自己封臣处接受和派遣使节，同时也接受邻国的封臣的使节，并且派遣自己的使节到那里去。如法王查理五世与其封臣布列塔尼公爵在1370-1372年间便数度相互遣使，就双方的利益进行谈判（13）。在中世纪后半期，欧洲各国在实际上的外交关系上具有这样或那样的变化，但大体都维持着这种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