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这种外交格局首先在意大利被打破。意大利的城市从中世纪中期起，发展非常迅速，“欧洲其他任何地区都未出现过如此明显的城市发展时期”（14）。从13世纪到14世纪，各城市以城区为中心，结合城市周边地区向外扩张，形成了一个个有实力的政治实体，即布克哈特所说的“经过深思熟悉和老谋深算的产物，作为一种艺术工作的国家”（15）一方面，这些城市国家为了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利益交相攻击，相互吞并，这种“为掠取更多地盘的争夺和经济战略利益的冲突，使‘邻邦’成为‘敌国’的同义语”（16），战争成了这些国家的经常事务。如西恩那从1302-1328年间，仅大的战争就发生过5次，此外还小战不断（17）。另一方面，这些城市国家无论采用什么政体，不管是君主制或是共和制，往往都不具有封建合法性。同时，这些城市国家的执政者，无论是个人还是一个党派，其执政的地位也不稳固，在各城市国家的斗争中很容易亡国。这样，权力的不合法性和暂时性要求这些执政者必须客观现实地对付面临的各种形势，凭借实力和灵活地运用各种手段以求得国家的生存和自己统治的稳固。正是在意大利这种列国兴衰，纵横捭阖的政治环境中，产生了具有近代意义的外交。
    与中世纪的外交相比较，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外交具有这样一些新特点：
    无视条约神圣和信守诺言的传统基督教道德，各国同盟反复无常，其向背完全视国家的需要，一切都以维护国家的生存发展为要。佛罗伦萨与米兰是多年宿敌，两国进行过旷日持久的战争，并且，佛罗伦萨还与威尼斯和教皇结盟对付米兰。1450年，与佛罗伦萨曾有旧缘的佣兵队长斯福查夺取米兰的政权后，佛罗伦萨政府立刻捐弃前嫌，火速遣使与斯福查结成了同盟。而对米兰甚为忌讳的威尼斯则找借口撕毁了与佛罗伦萨的盟约，转而与那不勒斯王国交好。那不勒斯国王阿尔方索毫不考虑一年前与佛罗伦萨订立的和约，甚至连借口也不要，就开始攻打佛罗伦萨（18）。教皇庇护二世就曾忧心忡忡地说过，“这些佛罗伦萨人和威尼斯人，只有当维持一个誓约对他们有用时，才把这个誓约看作是神圣的”（19）。这一评价充分反映了意大利各国在对外关系上对待传统基督教道德的基本态度。在当时意大利的知识阶层中，也普遍推崇这种将国家的安全和发展置于其他考虑之上的做法，人文主义者帕尔米利曾这样说，“德性的真正价值就在于有效的行动”，以国家的幸福为目标是最高的德性，“在人们的成就中，再也没有比保证祖国的安全和发展更为伟大，更加卓著和更有价值了”（20），这里已经隐含着为了国家可以不考虑一般道德因素的思想，诚如外交史家尼科尔森所言，“在意大利有文化的人看来，国际间的正义必须服从于国家的利益”（21）。
    教皇精神权力的作用在外交关系中降低，争端的解决主要还是依据实力对比。教廷自14世纪后半期从阿维尼翁迁回罗马之后，很快就卷入了意大利各邦国的争端，以后历代教皇通过外交和征战，取得了包括拉丁姆、罗马涅在内的一大块世俗领地，成为意大利争雄的五强之一。但与此同时，教皇作为世界仲裁者的身份也逐渐丧失，以前教皇在与英国、法国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斗争中屡试不爽的武器--开除教籍和褫夺教权对意大利诸强的威慑力成了强弩之末。1477年，教皇和那不勒斯王国联合进攻佛罗伦萨时，西克塔斯四世开除了罗伦佐·美第奇的教籍，褫夺了佛罗伦萨人的教权。但此举并没能迫使佛罗伦萨人就范，他们一边强令神父继续举行圣事，一边组织军队与那不勒斯和教皇抗衡，米兰和威尼斯也出兵援助佛罗伦萨，后来，只是由于佛罗伦萨人在战争中失利，才与那不勒斯和教皇讲和（22）。由此可见，意大利诸强在对外关系上已不再慑服于教皇的精神权威，而主要是根据自己的实力和利益来对形势作出现实的判断。
    第三，各国在对外关系中以保持均势作为基本方针，这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诸国关系中一个突出的特点。造成这个特点的原因有两条，其一，各国执政者都明白权力来自实力，因此，在争霸的角逐中都不愿作那种耗尽人力财力的殊死决斗。这种使双方都精疲力尽的战争对胜负双方都没有好处，一方面，战败者害怕武装被解除，国内政敌会乘机起事，被放逐者也会卷土重来，如佛罗伦萨在扎加诺拉战败后，尽管这次战争损失并不大，但也引起了政治危机，显贵执掌的政权险些倾覆（23）。另一方面，战胜者则会担心佣兵队长权势日重，最终会纂夺国家领导权。例如，弗兰切斯科·斯福查原是米兰的佣兵队长，随着他在军事上的胜利，手中掌握的权力越来越大，最后终于取代了维斯康蒂家族成为米兰的新公爵（24）。因此，各国进行的都是有限战争。最能说明这种状况的是安伽利之战，这次战役由于佛罗伦萨人取得了胜利而一直为后人备加称颂。达·芬奇甚至还以此为题材在执政团大厦中的大议会大厅里绘制过一幅壁画，宣扬佛罗伦萨人的爱国精神（25）。其次，从14世纪到15世纪，意大利经过相互吞并的复杂政治变动，已形成了米兰、威尼斯、佛罗伦萨、教皇领地和那不勒斯王国五强并立的局面，五强中任何一国的政治变动，都可能打破这种平衡，从而危及各国的生存。由于这两点原因，均势政策成为意大利诸国的外交方针也就是势所必然的了。有两件事例是对这种外交方针最好的说明。1434年，那不勒斯的大阿尔方索成为米兰公爵菲利波·马利亚·维斯康蒂的阶下囚，阿尔方索使菲利波相信，安茹王朝在那不勒斯取代他自己的统治使法兰西人成为意大利的主人。菲利波不要赎金就释放了他，并且还跟他结成了联盟。1478年，佛罗伦萨在那不勒斯和教皇的夹击下无力支持，于是，罗伦佐·美第奇亲自前往那不勒斯议和，一贯不讲信用的那不勒斯国王费兰多并没有乘机囚禁罗伦佐，而是与他签订了和约，由此再次形成了意大利的政治均势（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