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马基雅维里主义的历史命运
    马基雅维里死后，随着他的著作的流传，他的思想在人们心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并且随着时代变化，他的思想被人们披上各种外衣，被解释为不同的主义，见仁见智，毁誉并存，以至于克罗齐都这样叹道，“马基雅维里之谜也许永远无法解决”（55）。
    1539年，英国红衣主教雷金纳德·波尔首先指斥马基雅维里为“罪恶之师”，认为马基雅维里毒害了英国并将毒害整个世界”（56）。在英国的戏剧中，马基雅维里成了阴谋者、暗杀者的典型。在法国，深受太后卡德琳娜·美第奇暴虐统治的雨格诺教徒视马基雅维里为圣巴多罗缪之夜大屠杀的教唆者，并于1581年制造出“马基雅维里主义者”一词，用以形容政治行为中的善弄权术者。对马基雅维里攻击最为激烈的首推耶稣会士，他们在因戈斯塔特将马基雅维里的模拟像用烈火烧掉，并且怂恿教皇保罗四世于1559年将马基雅维里的著作列入禁书目录，并在1564年特兰特宗教会议上进一步确认（57）。自此以后，马基雅维里主义便一直深受贬斥。
    不过，推崇马基雅维里的也大有人在。当意大利民族意识高涨，民族统一和复兴成为整个民族的迫切任务时，马基雅维里便成了民族主义的象征，他的思想也大受赞赏。18世纪末，意大利著名的民族主义者阿尔费雷就深受马基雅维里的影响（58）；另一民族主义者乌哥·福斯科洛称马基雅维里为教皇和外国人的反对者，共和政府和民族独立的促进者（59）。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德国，当德意志要求统一的民族意识高涨时，马基雅维里的思想便引起了德国人的共鸣，很多书籍、报刊、小册子在讨论爱国主义时，都称赞马基雅维里的爱国精神。赫尔·博尔曼甚至还发表了一篇题为《捍卫马基雅维里主义》的论文，他断言为了拯救祖国，需要的是坚强的意志和冷静的头脑，而不是那种多愁善感的温情，因此，他高度赞扬了马基雅维里以坦率的态度，直陈了这一真理（60）。
    然而，马基雅维里在整个近代历史上影响最为深刻的思想，还是他为了国家利益不必囿于一般道德的原则，即“马基雅维里主义”，这个原则以后被具体化为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国家利益”（ragione di stato）的概念（61）。这一概念的基本内涵是，国家之间的关系具有其自身的准则，这种准则不同于人类生活其他领域内检验其行为的准则。“ragione di stato”一词并非出自马基雅维里的著作，但这个概念是马基雅维里的原则的具体体现，从事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学者，诸如布赖斯、唐特雷佛、斯金纳等人都奉马基雅维里为这一概念的发明者（62）。“ragione di stato”一词最早出现于16世纪中期（63），以后很快就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得到广泛运用，如1584年，苏格兰的詹姆斯四世对枢密院说，他是为了国家利益才结婚的（64）。1589年，意大利人乔万尼·博泰罗首次以《国家利益》作为主题撰文，详细讨论有关这一概念的诸多问题（65）。此后，一大批意大利政论家纷纷以此为题，从不同角度加以讨论，在16至17世纪，“‘国家利益’这个概念成为意大利一种流派的政治著作的中心论题”（66）。
    如果说“国家利益”的概念在思想家的著作中还仅限于纸上谈兵的话，那么，这一概念在政治家的实践中却是得到了非常具体的运用。16世纪以后，随着欧洲各民族国家的逐渐形成，“国家利益”的原则成为近代欧洲各国外交关系中最重要的基本原则之一。各国政治家在制定和实施本国对外政策时，无论他们在口头上对这一原则是承认还是否认，是推崇还是贬斥，但在实际上都不同程度地奉行了这一原则。在17世纪上半叶的“三十年战争”中，“国家利益”的原则就得到了全面的实践。有三个方面尤为突出：首先，“三十年战争”是欧洲历史上最后一次由宗教信仰争端引发的战争，然而，宗教意识在战争阵线分野上的作用已大为降低，阵线的划分主要还是取决于国家利益。例如，“三十年战争”由德国对立的“新教同盟”和“天主教同盟”两大诸侯集团而起，作为保守的天主教国家的法国，为了自身利益，却支持新教诸侯，法国首相黎塞留认为，为了打破西班牙在地缘政治上对法国的包围，“任何手段均可使用，新教的同盟者和天主教的同盟者都同样可以接受”。当有人问到他为什么要与新教国家荷兰结盟时，他直言不讳地回答说，“这个问题可以在罗马得到解答，因为在罗马，对事情的判断就像依据神学争论的标准一样，也依据权力和利益的标准，这种情况更甚于世界其他地方”（67）。其次，教皇的精神权威在民族国家的主权面前已经几乎不起作用。《奥斯那布鲁克条约》第1条第30款承认了诸侯在其领地上的主权，再次确认了“在谁的领地信奉谁的宗教”的原则，并且申明“不得干涉各国由于其领地独立和主权的原因而拥有的处理宗教事务的权利”（68）。同时，在条约的第7条第2款中，又承认了加尔文教的地位（69）。教皇英诺森十世认为上述条款损害了天主教会，因而表示强烈反对，但德国的天主教诸侯和新教诸侯都对此漠然视之（70）。其三，同盟者的关系也并非牢不可破，只要事关国家利益，同盟亦可分化。1643年以后，交战双方进行谈判时，由于各国所追求的利益不同，两大集团的阵线也随之混淆不清了。法国与瑞典两大同盟者之间矛盾重重，法国首相马扎然在给其谈判使节的信中，反复告诫其注意瑞典可能的背叛行为（71）。作为他们对手的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连却支持法国，而皇帝则支持瑞典。瑞典要求取得其盟邦勃兰登堡的领地波麦拉尼亚，法国不愿瑞典过分强大，因此插手削减了瑞典获得的领土（72）。1648年，法国在谈判中提出条件，要求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斐迪南三世在法国与西班牙的战争中保持中立，斐迪南三世不愿背弃盟友而拒绝。于是，急于签订和约的德国诸侯，无论是新教诸侯还是天主教诸侯，都一起对斐迪南三世施加压力。勃兰登堡选侯的代表说，“德国的人民和土地再也不能为等待法国和西班牙结束他们的游戏而继续忍受战争的恐惧了”。美国兹选侯主张要“排除所有‘外国的’，特别是西班牙的利益”（73）。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连则支持他们的要求。在这种压力下，斐迪南三世不得不答应法国的要求。尽管此举使西班牙陷于孤立状态，但皇帝和天主教诸侯为了自身利益，也就顾不上考虑盟友的境况了。“三十年战争”是欧洲历史上第一次有多国卷入的大规模国际战争，战争的结果给欧洲历史带来了一系列重大变动。最重要的是，《威斯特法里亚和约》划定了近代欧洲的政治版图，“为德国的和平所构想的方案（《威斯特法里亚和约》）成为了整个‘欧洲均势’的基础”（74）。在整个战争过程中，无论是各国参战的动机，还是同盟的向背，抑或是和约的签订，都贯穿着“国家利益”的原则，由马基雅维里主义演化而来的这一原则在“三十年战争”的外交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