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亚里斯多德还提出了城邦要素的概念，即组成每一个城邦的因素有质又有量。所谓质是指自由身份、财富、文化和门望。所谓量是指人数的多少。他主张政治权利的分配必须以这些因素为依据。在较好的政体里，只有具有优良血统、自由身份或财富的人们才可作为要求官职的理由。除此之外，正义的品德和军人的勇敢也是必备的要素。
    根据各个政体的要素，他列举了各种政体的主要特征。比如，贵族政体主要以才德为授公职的依据，那么才德就是其特徵。财富为寡头政体的特徵，自由身份为平民政体的特徵。共和政体是混合政体，有三项同等重要的因素，即自由出身、财富和才德。
    上述这些城邦要素和政体特徵，无非是对政体划分标准的补充和具体化。那么，究竟什么样的政体是亚里斯多德心目中最好的政体呢？他的政治理想是怎样通过比较、选择产生的呢？
    亚里斯多德曾认为，有一位贤明的君主来统治城邦固然很好，但贤君终属难得。纵然偶有发现，也未必尽善尽美。因为个人的智能总是有局限性的。而人性中固有的恶性等天赋弱点，没有多少肉体凡胎的人能超脱。这就是说，亚里斯多德对于人治，即使是贤君，也持保留态度。萨拜因教授甚至认为，其实这种幻想中的君主政体在亚里斯多德看来纯属空谈。如果不是出于尊重柏拉图的权威，他也许不会提到这种君主政体。他还说，按照法律，君主制根本不是一种政体……与其说是政治统治，不如说是家庭式的统治。之所以考虑君主制，不过是因为他接受了柏拉图的六种分类法（27）。
    少数有才德的人所行的贵族政体，据说都能对邦国和人民行“最好的宗旨”（28）。可是这么多有才德的好人到哪里去找呢？即使找到了，又怎么能保证他们不腐化呢？所以说，对这种政体，亚里斯多德也不抱奢望。僭主政体是君主政体的变态。僭主只顾个人欢乐，不关心人民的痛痒，因此他是六种政体中最坏的一种。寡头政体是贵族政体的变态，它与后者的区别只在于它是代表少数富人利益的。亚氏自己也觉得，寡头政体和贵族政体有时是很难区分的。寡头政体只比僭主政体稍好一些。平民政体虽是共和政体的变态，但比寡头政体还略胜一筹。
    共和政体在亚里斯多德看来算得上理想的优良政体。它以中产阶级为执政主体，又能照顾到全体公民（包括贫富两极）的共同利益。亚里斯多德之所以称赞共和政体，从他的伦理观上看，是因为这种政体最符合他的中庸之道，也最能实现正义。他认为共和政体，几乎是人世间所能求得的最现实的也是最好的政体。关于共和政体及亚里斯多德的政治理想，笔者另有专文论述。
    亚里斯多德把研究国家政体作为他国家学说的主要内容。他还主张：“我们不仅应该研究理想的最优良的政体，也必须研究可能实现的政体，而且由此进而想到最合适于一般城邦而又易实行的政体。”（29）这种务实精神和理想结合的学风是可贵的。
    亚里斯多德还认为，他所拟定的理想政体的标准不是一成不变的，究竟哪种政体最合理，要看具体情况。如真有贤王，君主制是合理的；如能找到少数俊杰，贵族政治也是合理的；如平民大众主持正义、秉法施政，那么共和政体就是最合理的。这种选择政体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思想，任何时候都有现实意义。
    除了对各种政体进行分类和评价外，亚里斯多德还探讨了政体变革（革命或政变）发生的原因，并提出了防止发生的种种办法。
    亚里斯多德认为，不平等或不正义是引发政变的主要原因。他认为，由于每一个城邦中都存在着门望、财富、自由身份、才德等要素，寡头们财产上处于富裕地位，所以寡头们就要求在各方面拥有特权、逾越他人，并把政权的不平等分配视为正义；相反，平民们则认为，因为大家都是自由人，便要求一切方面绝对平等，并把政治权利的平等分配视为正义。在同一城邦，如果政治权利不能符合各派别的不同要求时，就可能引起骚乱和变革。
    在亚里斯多德看来，上述两派主张都不是绝对的正义。虽说正义就是平等，但平等还有两类：一类为“数量相等”（平均的正义），即在平等人之间个人的所得在数量上相等；另一类是“比值相等”（分配的正义），即在不平等的人之间，根据各人的不同地位、能力（即所谓“真价值”），按比例分配相对称的职务或实物。虽然这个比例分配原则当时人们都承认是绝对正义的，可在实行的时候，恰如我们在前面所说的那样，各人的主张又相径庭。因此，亚氏又补充说，还得根据具体情况，“在某些方面以数量平等，而另一些方面则以比值平等为原则”（30）。这就是说，既要考虑到平民的自由身份，又要照顾到富人在财产方面的优势。这种“平等”（正义）观点，正反映了亚里斯多德中产阶级中庸之道的调和立场。
    此外，亚里斯多德还分析了其它引起政体变革的原因。如当权者的傲慢，贪婪自肥，吞食公物等，都会引起骚乱或政变。甚至生活小节的不检点也可以成为政变的导火线。他认为，要防止政变，就必须建立法制，防止特权，奖惩严明，这样，城邦也就可以长治久安了（31）。
    重视对国家政体的比较研究，确立系统的政体学说，是亚里斯多德国家学说的一大特色和贡献。古希腊的奴隶制城邦，虽然国体长期没有改变，但为这一国体服务的政体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除了斯巴达长期延续一种特殊的混合政体之外，雅典等城邦都经历了君主制、贵族制、寡头制和民主制长期交替演变的历史过程。在亚里斯多德的眼里，当时希腊众多的城邦成了各种政体的历史陈列馆和政制实验场。关于正宗政体在一定条件下演变为腐化政体的学说，虽然只是侧重从道德因素去探讨变化的原因，未能充分地揭示其变化的经济和政治背景。但他这种想从中找出变化规律的企图是可贵的。政体可以不断变化的学说，始于亚里斯多德，闪烁着朴素辩证法的光辉。
    （收稿日期：1993年1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