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西欧城市工商业的发展，促使商品货币关系深入农村侵蚀封建农本自然经济，促使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在农村也得到产生和发展。这在史学界已是定论。但是，中世纪城市对农村的这种冲击具体过程如何？是否体现出阶段性、间歇性？是否在不同国家有不同后果？对这样一些问题，史学界尚不大注意。
    本文试图做些努力。本文认为，中世纪西欧城市自10、11世纪兴起，到16、17世纪止，在社会经济方面对广大农村形成过两次冲击高潮。第一次高潮是在13、14世纪时候。由于城市工商业经济的迅速发展，商品货币关系这样一种经济关系逐渐向农村渗透，从而对农村的封建经济起着侵蚀和解体作用。在商品经济的影响下，封建领主为了直接得到更多的货币，便把庄园中原所实行的劳役地租普遍改变成货币地租。同时，领主们还允许庄园农奴用金钱赎取人身自由。这样一来，封建农奴制崩溃了。譬如，“在英国，农奴制实际上在14世纪末期已经不存在了”①。庄园经济也随之解体。自由农民从14世纪后期起成了西欧农村劳动力的主体，小农生产和小农家庭经济成为14、15世纪西欧农村的基本经济模式，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大农也时有出现。对此，史学界已有较多探讨。
    除此之外，我们认为还有第二次冲击高潮，这就是在15、16世纪西欧普遍发生的城市人口和城市资本向农村地区的转移。这是城市经济要素向农村的直接的地理移动。这种转移对西欧资本主义在初期的发展，对西欧各地区各国家在中世纪后期逐渐形成彼此间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异性，产生着深刻的影响。鉴于这一说法是首次提出，本文拟就这次冲击高潮的形成及其一般后果作出初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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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人口和城市资本之所以向农村转移，是中世纪晚期西欧社会经济诸方面因素作用的结果。
    首先，既然是城市的人口和资本向外运动，那末，转移在本质上无疑是城市内部矛盾运动的结果。这种矛盾，主要表现为城市资本主义发展与城市封建性的不相容性。
    我们知道，西欧中世纪城市在出现之初，只是封建农本经济的附庸和补充，尔后却逐渐演变成封建农本经济的对立物。正是城市工商业经济的迅速发展，产生了西欧封建经济结构内部的否定和瓦解力量；也正是城市工商业经济及其基于其上的商品货币关系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孕育了资本主义关系的萌芽。在地中海沿岸尤其是意大利的城市里，在西北欧的佛兰德尔、法国北部等先进地区，资本主义的萌芽最早在13、14世纪之交已显露。即使是不太先进的英格兰，也在14世纪中有了手工业的资本主义萌芽。早在1339年，英国西部布里斯托尔城的富商布兰克特等人就已在家中设有不少织机，雇佣工人织造毛呢。②
    但是，当城市中对封建生产关系的否定因素产生以后，又与城市作为封建社会经济政治附庸的那一面特性发生了冲突。封建性质的中世纪城市虽然在客观上成了资本主义的摇篮，但其本性又决定它势必要成为禁锢新兴生产方式生长的旧的躯壳、旧的桎梏。虽然掌握着大量财富和资本的豪商巨贾和富有工匠逐渐取得了城市的领导权和统治权，但城市共同体的制度仍能比较有效地制约工商寡头们的所作所为。而且这些工商寡头也不是新兴生产关系的自觉代表，他们身上所带有的浓厚的封建性烙印，致使资本主义也不能在商人寡头政治盛行的城市里获得顺利地生存和发展的环境条件。在更多的城市里，封建行会仍牢固地控制着城市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生产力发展和资本主义成长的主要障碍物。因此，新生的却又十分孱弱的资本主义不但要在城市争夺立足之地，还须着眼城外寻找赖以生长壮大的更新更大的空间，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要冲破旧的樊篱去寻求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环境。这样，作为经济基本要素的人口和资本从城市向农村转移，便成为中世纪晚期西欧一种势所必然的现象。
    城市的封建性质同新兴生产关系、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为落后守旧的手工业行会制度对生产的束缚。一方面，行会对成员的生产进取精神极力扼杀，限制学徒和帮工的人数，限制生产工具数量，规定工作时间，规定产品的数量及质量，阻止成员扩大生产规模，反对成员在生产上的任何改革性举动。例如在英国考文垂，15世纪时不但所有扩大生产作坊的活动都被强令禁止，甚至连改变染色呢布的名称都遭到反对③。行会这种“有计划地阻止了行会师傅变成资本家”④的作法，迫使那些企图上升为资本家的工匠不得不另找发家致富的场所。
    另一方面，行会实行限制帮工和出师学徒取得正式成员资格和在城内开业的封闭性政策，使得大量的手工业帮工及出师学徒在城内谋业艰难，不得不向城外迁移。在15、16世纪行会制度由盛而衰的过程中，要加入行会在城内开业可谓是路障重重。一般说来，西欧各地城市对加入行会和在城内开业有这样一些基本做法或规定：（1）须取得行会成员推荐或行会理事会特批，才能取得城市自由人身分，无此身分者则不能在城内开业；（2）任意增加学徒费和入会费；（3）延长学徒期限，一般为7年，最多有达12年的⑤；（4）苛刻的开业资格和条件。学徒开业必须经师傅同意，出师后必须先做若干年帮工。有的则规定出师学徒开业年龄须在24岁以上⑥；（5）新会员必须大宴行会人员和承担庆典费用。这是些耗资甚巨的活动，足以使新开业者大伤元气。如此种种限制，迫使帮工和出师学徒们不得不另谋出路。那些进城学艺、在城内又无依靠背景的农村学徒出师后尤其是如此，结果造成大量手工劳动力向城外流动。经济史家们分析，这些在城市中得不到充分就业的人员向乡村的转移，16世纪后在英国、瑞典、佛兰德尔、德国以及意大利的部分地区很为普遍⑦。
    同时，城市商人资本在向产业资本转化的过程中，也受到来自城市各个方面的阻力，其中主要仍是手工业行会制度。正如马克思所说，“行会竭力抵制商人资本这种与它对立的、唯一自由的资本形式的任何侵入”⑧。因此，商人资本要想深入城市各手工业部门，决非易事。商人资本渗透生产主要有两种途径。一种是步步深入与其经营商品相关的手工行业，由包买商演变成商人资本家；另一种则是通过对行会上层的融化和吸收来达到控制手工业部门的目的。但这两条道路都走得很艰难。即使是已经介入生产部门的商人资本，也受到行会制度许多阴影的困扰。譬如，其一，城市商人资本控制下的劳动力，基本上是从行会中分离出来的帮工、学徒及破产行东。他们对商人雇主抱有天然的敌视态度。而且，浓厚的行会意识还很容易把这种敌视态度转化为有组织的反抗行为。其二，这些人员多在自己原有的作坊内为商人雇主劳动，他们的生产手段及方法与行会手工业时代并无多大差异。其三，商人资本家在竞争中虽比手工业资本家占有资本等方面的优势，但他们对生产过程却是门外汉，组织生产不如手工业资本家熟练，更没有后者那种对本行业同仁的号召力。诸此种种，均可使城市商人资本感到在城内发展生产不那么得心应手，从而企图在城市之外寻找更好的投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