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人口的减少当然可以做多种解释。有的认为，引起城市人口下降的是诸如火灾、流行病、政治军事风波等偶然原因。但问题在于，既然是偶然因素，当然就只能解释个别城市在个别时期的现象，而无法说明大多数城市在长时期内的普遍趋势。同时，偶然因素正是通过迫使人口大量向外迁移从而引起人口减少的，一般不会造成人口在城内大量地死亡。人是个活物，灾难来临之际，决不会呆坐等死，而会尽最大努力地躲逃避开。也有的研究者用城市人口死亡率高于出生率来说明城市人口减少。但这种观点恰恰忘记了，城市死亡的人口中含有大量从农村到城市的移民，因此死亡人口所涵括的人口基数大，而出生人口所涵括的人口基数则要小，这样，城市人口死亡数自然就会多于出生数。换言之，死于城市的人口包括两部分，即籍贯城市的人（出生于城市者）和从农村来到城市的移民。因此，城市中的出生率和死亡率实际上没有可比性。何况，出生率低于死亡率的现象在12、13世纪西欧城市发展高潮期人口增加很快时也照样存在。我们既然承认农村向城市移民的现象始终存在（15、16世纪时主要通过进城当学徒这条途径），又看到城市人口在15、16世纪中反而呈下降趋势，这只能证明城市人口向外移动也是经常性现象。当然又可以说，城市人口可能转移到其他城市去了。这种现象肯定是会有的，但决不是普遍趋势。虽然某些城市的兴起是以另一些城市的衰落为代价的，比如16世纪后期阿姆斯特丹的崛起与吸收了大量安特卫普移民有关，但16世纪前后西欧城市普遍衰落的事实，说明城市向外移民的走向不可能主要是别的城市。
    迁出城市的人口主要是劳动者，具体背景多种多样。有些是农村人员进城学艺学成或未学成后再返回乡间的。如在来到英国东部城市诺里季的英格兰东北三郡的移民中，就很有一些人带着新学的技艺回到故里发展地方毛呢业（27）。这个城市还有些未经过充分训练的人离开城市来到农村，生产质次价廉的产品，结果影响了诺里季自身的床罩和有边帽制造业的发展（28）。转移到农村的劳动者，有些则是在城市衰落之时而移出城市以求生存。如15世纪后期剑桥城的日益贫困化，就和该城的手工工匠离开城市联系在一起（29）。16世纪诺里季发生危机时，许多城市工匠纷纷移住毗邻该城的诺福克郡各个地方（30）。更多的是那些富有进取心的城市工匠企图摆脱行会的束缚而去农村谋求新的发展环境。早从12、13世纪起，就有不少工匠离开城市来到水力充沛的地方。15、16世纪里，这种移居更为普遍。例如，1538年，英国西伦斯特城的漂洗工帕特里奥克买下了附近哈塞罗村的一块地产，在上面建立了一个漂洗坊（31）。1540年，该城的漂洗工伊夫则在郊外的比伯利村租用一个漂洗坊，20年后自己又兴建了一个（32）。伯明翰的漂洗工凯恩齐也在附近的伊齐巴斯顿村拥有两个漂洗坊（33）。有些城市居民迁移到农村后不一定仍继续原有的行业。譬如，由于城乡工商业的发展，社会非农业人口增多，结果相应造成了某些乡村农业劳动力的严重缺乏，故城市市民如若想恢复耕种他们在迁入城市前所占有的土地，所获得利益可能会更大，例如在德国的科斯马特克和埃尔特里克地区，这样做的市民就比较多（34）。
    移住农村的城市人口中也有相当多的是商人和资本家。有些城市资本家原本就是来自农村的移民，在城内发迹后又返回农村。如英国，城市居民特别是商人家族中普遍流行着居住三代之后又返回农村去的习惯。城市中成功的商人多为邻近农村自由农和小乡绅的子弟，虽然他们有不少城市财产，却无意在城市长久投资。如拉文翰城的斯普林家族（1400—1523）、布里斯托尔的坎尼家族（1369—1474）、考文垂的马勒家族（1469—1540）、莱斯特的威齐斯顿家族（1430—1536）等，都是繁荣了三代约一百年左右便回到了农村，即使是许多小市民家庭也习惯于这样做（35）。还有不少城市商人在城市发了家后，携带全部资本财富迁往乡下居住，资本或购买地产，或投入乡村工商业或农业的经营。更多的在土地上投资的富有的城市商人，由于经营的需要，每年常在城外农村住上几个月。在法国的地中海地区，如郎格多克和下普罗旺斯，在意大利的波河流域，这类现象格外的多（36）。
    3
    从全局看，城市人口和城市资本向农村的转移对于西欧社会经济发展极具意义。其影响之深远、作用之巨大足以表明，转移实际形成了中世纪城市对农村的又一次冲击高潮。
    第一，促使工业重心从城市向农村转移。随着城市劳动者迁居农村，乡村获得了不少具有熟练技术的工业劳动力；随着城市资本向农村的渗透，又吸引了大量的乡村廉价劳动力从事工业生产。这样就促使了工业在乡村得到普遍发展。那些能够利用乡村劳力、水力和原材料的工业，那些与乡村生活有密切联系的工业尤其如此，如纺织业，从15世纪到17世纪，大都是在乡村发展。英国的毛纺业主要集中在东盎格里亚、约克郡西区、西南各郡这三大乡村毛纺区，棉纺和棉麻混纺业集中在兰开夏乡村地区，冶铁集中在西部第因森林区，铁器制造集中在密德兰平原西部的“黑乡”农村地区和约克郡西南部乡村地区。采煤、开矿、采石等早已是农村工业。在法国，麻纺业主要在诺曼底农村，毛纺业在多菲内、勃艮第、布列塔尼、朗格多克等地的乡村，棉纺业在奥尔良和里昂附近的乡村，酿酒业是西南地区乡村的主要手工业，驰名西欧的法国奢侈品制造业也遍布各地农村。在德国，主要纺织业是麻纺业，中世纪后期分布在全国各地乡村。尼德兰南部乡村出现了“新呢布”织造业，取代了以往佛兰德尔城市毛纺业的地位。北部荷兰的乡村奶酪业、造船业更是闻名遐迩。在意大利，据说差不多有十分之九的工业从城市移到了小城镇和农村（37）。于是，就有了热那亚附近的丝绸及棉布生产，有了米兰附近的毛纺业，有了那不勒斯王国农村的各种矿井和火药工场，等等。相反，在西欧各地城市，中世纪后期却很难见到工业欣欣向荣的景象。据此，有的经济史家认为，15世纪以后，欧洲中世纪工业发展进入了乡村工业时代，甚至于18世纪工业革命的发生也只是一个乡村现象而非城市现象（38）。
    第二，促使资本主义在农村得到广泛发展。资本主义在乡村的萌芽并不很晚。大约从15世纪初起，小农中有一小部分上升为富有的大农。大农租进领主的土地，再雇佣破产农民，从事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农业经营。但是，这点弱小萌芽并未获得茁壮生长的条件，因为当时农业生产力水平还不足以激发农业资本主义的大发展。相反，城市人口和城市资本向农村的转移却对资本主义在乡村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作为城市劳动者，他们把城市先进的手工业技术和经营方式带入了农村。作为城市商人资本，他们渗入农村的目的正是要把在城市受阻的新的生产方式推广到农村，依照他们自己的意愿在农村组织手工业生产。城市商人资本控制之下的乡村工业一般有三种组织形式。但不管哪一种，都或多或少地带有资本主义生产的性质。第一种是所谓“包买商”制度。乡村手工工人向商人资本赊购原料，并以须向后者出卖产品为前提。这样，商人虽不直接介入生产，但实际取得了对生产者及生产过程的部分控制权，因此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分散工场手工业的初级形态。在英国约克郡西区的毛纺业和法国诺曼底的麻纺业中，在尼德兰南部的“新呢布”生产和德国南部的铁器制造业中，比较流行这种形式。第二种是“家内制”、“委托制”等典型的分散工场手工业。劳动者从商人手中领取原材料，按其规格生产，交回产品领取计件工资。英国西部毛纺业、德国各地麻纺业，以这种形式最为普遍。第三种是集中的手工工场。除纺织业中各地都有一些大工场外，另外如采矿、冶炼、明矾制造、玻璃制造、造纸、造船等工业也必须采取这一形式。总之，城市资本的渗透，不但促使了乡村工业较大发展，而且加速了乡村工业的资本主义化。同时，乡村工商业的发展，又带动着农牧业等部门的商品经济化和资本主义化，诸如英国圈地运动之类现象，严格说是乡村毛纺业发展推动的结果。此外，很多城市资本还投资于乡村的土地，从事农业经营，充当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等等，总之，正由于转移促使资本主义在乡村普遍发展，才迎来了16世纪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一次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