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会制度走向解体，商人资本向手工业渗透，必然要造成城市中的社会动荡。无疑，动荡的结果只会是普通劳动者在城市更难有立足之地，必向农村转移以求得生存。经济史家指出，因此而产生的这种转移在西欧各城市的织呢工和漂洗工中相当普遍⑨。
    即使是行会崩溃、商人资本取得支配地位后，也产生着使城市人口向农村转移的导因。因为，资本主义产生虽然是生产关系的重要进步，但给普通群众带来的决不是福音。新兴资本家发财欲望强烈，但又无新的手段，因此对雇佣工人盘剥时显得特别贪婪和野蛮，方法也格外原始。如有用低贱实物抵付工资的，有少报加工材料份量从而减少工资支付的。劳动者对此的反抗方式之一就是迁移。1539年英国诺福克和埃塞克斯两郡织工对呢绒商的控诉，并要求向外迁移⑩，就是一个例证。
    城市封建性还表现在经济生产结构的僵化上。大多数城市行会手工业固守原有的产品，不去适应大众消费市场的需要，不能灵活地接受外部经济环境的挑战，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使城市经济陷入困窘境地，难以自拔自救。这一点在佛兰德尔毛纺业城市和意大利佛罗伦萨毛纺业那里表现得非常突出（11）。同样，城市封建性也表现为城市总是固守自己的经济活动范围。中世纪里，大小城镇的工商业都垄断有一块市场区域，不容许外来人员打入。这样做虽然是表面上各自维护了自己的市场，但实际上是任何城市的工商业者都要受外地城市的排挤。而城市工商业发展又必须突破狭小的地方市场。在难以打入外地城市市场的情况下，工商业者就会把眼光投向周围甚至是边远地区农村，开辟新的经济活动区域。
    除对城市方面的分析外，我们还可从当时的农村看到许多吸引人口和资本从城市向农村转移的因素。
    其一，农村封建关系发生深刻变化，封建统治在农村渐趋松动。由于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金钱便成为封建主们所追逐的主要目标，因而12、13世纪时开始普遍流行用货币地租取代劳役地租的过程。到14、15世纪时，货币地租更为流行，劳役形式几为绝迹。例如1352年，英国威尔特郡的卡斯尔库姆庄园，全部劳役都被废除而折算成货币地租（12）。随着劳役地租消失，农奴对封建领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也随之解除，封建庄园经济也随之解体。因此，大约在14、15世纪之交时，典型的西欧封建庄园已很少存在。与此同时，过去广泛存在着的村社农民共同体组织也日见消失。这样，封建主对农民的控制越来越松懈，共同体对农民活动的各种制约越来越弱小。比较起此时的城市来，农村的环境和空气更自由些。
    其二，解除了人身依附关系的农民们成为了自由的劳动力。他们的经济活动不必象过去那样固着在土地上，农民在人身上“离土”从事工副业便有了可能。同时，农民摆脱了以往那种终年劳累在土地上的状况，往往在照管好自己的份地处，一年内还有较多的农事闲暇。另外，农民所占有的土地面积不多，土地上的产量还不足以使农民在经济上自足和自立，因此农民既需要用其他方法补充收入，更需要取得一定的货币来交纳货币地租。这样，农村便产生着大量的可以忙时务农、闲时务工的季节性的自由劳动力。这些廉价的劳动力正是令城市资本非常感兴趣的。
    其三，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水力作为动力的广泛使用。早在9世纪时， 法国皮卡迪地区出现了水力作坊，10世纪后用于纺织漂洗业，11世纪时诺曼底、法国、英国等地普遍使用。14世纪以后，西欧出现了新式的水力动力工具“上击式水轮”，代替了过去那种靠流水从下面推动叶片的旧式水轮。这一改进意义重大，不但使水轮的能量增大，同时更可以使动力设施不局限于河边溪畔。因为只要用渠道引水，造成落差，即可安装这种水轮。这样一来，水力便得到了真正广泛的利用。采矿业中，水力用于鼓风、排水和提升矿石，既提高了产量，又增加了采掘深度。冶金业中，水力鼓风机使风量增大，便能把生铁进一步炼成熟铁和钢。金属加工业中出现了一吨多的水力锤。还有如金属抽丝机、压沿机等也靠水力来带动。在纺织业中，水力漂洗坊特别多。例如在英格兰，14世纪中期至少建立了150个以上的漂洗坊（13）。更有意义的是，优越的水力条件吸引着城市工匠和城市资本近水的乡村地区转移，建立新的工业聚落，从而更能有利于摆脱旧有城市行会制度的束缚而自由地发展。
    其他因素如农村距离消费市场更近、工业所需原材料更为丰富等，也同样具有吸引力。
    2
    鉴于城市人口向农村转移是一个在学术界首次被探讨的问题，本部分拟对其转移事实做一专门考察及分析。
    这种考察是有难度的，因为有关城市人口向农村转移的材料，很难从档案文献中直接找到。城市留下来的档案虽多，但主要是居民在城市时所发生的行为的反映，包括出生登记、婚姻登记、死亡登记、遗嘱、从业登记、纳税登记、诉讼登记等等，而对城市居民迁移到城外去之类事情，城市中不可能有很多专门记载（相反，农村向城市移民却能从档案中城市行为人的籍贯中看出），因此，需要结合史实更多地去做一些分析。
    城市人口增减情况就提供了说明城市人口向农村转移的很好材料。一般地说，除个别城市外，15、16世纪西欧大多数城市的人口呈下降或停滞趋势。如英国，约克城在15世纪初有12000人，16世纪初则只有8000人（14）；考文垂，1440年时已逾万人，1520年减为7000人，1550年仅为4000人左右（15）；莱斯特，1563年人口低于1377年（16）；林肯，1563年比1377年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二（17）；英国其他50多个主要城市都有类似经历，人口或减少，或很少有增长，仅仅只有首都伦敦例外。尼德兰的佛兰德尔地区，城市人口从14世纪后大幅度减少。如伊普尔，13世纪中叶曾达4万多人，而到16世纪初不过1万余居民（18）；布鲁日，13世纪最盛时人口达5万，14世纪后仅维持在3万人左右（19），16世纪初约为25000人（20）；根特和布鲁塞尔在13世纪时人口均在4至5万人之间，而16世纪初，布鲁塞尔仅为2万人，根特约为35000人（21）；卢万，16世纪初的人口仅为一个世纪前的60％左右（22）。15世纪里，尼德兰的几十个大城市中，仅仅只有安特卫普人口在缓慢上升；即便是16世纪，也只有安特卫普和阿姆斯特丹两个城市的人口在增长（23）。经历了16世纪初和17世纪初两次危机的意大利各城市，人口下降速度更快。佛罗伦萨，从1450年左右的约10万人减少到1550年的6万人，1600年恢复到8万人后，1650年再度降低到7万人；米兰，从1500年的10万人减少到1550年的5万人；威尼斯从1550年16万人减少到1650年12万人；热那亚也从过去的10万人左右减少到1600年的6至7万人（24）。此外，如波伦亚、科莫、曼图亚、帕多瓦之类的20多个意大利的次等重要城市，也在15至17世纪里长期呈人口下降趋势（26）。西欧其他国家和地区亦是如此。如德国的汉堡从1500年的2万人减少为1600年的19000人，法兰克福从1600年的25000人减少到1650年的15000人，西班牙的塞维利亚从1600年的15万人减少到1650年的12万人等（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