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与革命古代中国数千年文明一条线传袭下来，不像西方那样发生一次又一次黑暗时代，总给历史中断一个短时期。但这数千年中，从秦始皇26年（前221 ）以下，一直以专制帝国和后来封建专制压在历史上面，把先前似乎很短，其实也不短的不知专制为何物的先秦时代人民传统人为地给淹没了！后世人们想像不到也理解不来我们古典时日居然会有人民为主的历史现象！所以像《书·多方》中那样“民主”一出现，明明是“民主”，注解家却解释为“君主”，客气点说是“人民的君主”，或“民之主宰”，而立即说明道，即“天子”而冲谈了“人民的主宰”的意义！一句话，在这样观点支配下，“民之主”本质还是骑在人民头上的君王！这里举的解说实例，是取自最晚近代作品《尚书今注今译》（1969年初版），而其用语比之二百年前的孙星衍（1753—1818）的《书》疏（1815）还要严厉，孙氏总是把《多方》中的“民主”说是“民之主”而已！
    把《多方》中的“民主”过分偏重于“主”而不侧重于“民”来作解说，其实有很大困难，因为《多方》记的历史事实是汤武革命，汤放桀，武王伐纣，下伐上，臣杂君，革命的主力军是人民，革命的对象是天子，是君王。《书·多方》应同《书·多士》相结合来读，都是对被击败被推翻的殷之庶邦，商王之吏士说话的。说话的一方正是代表人民华夏商之命的“民之主”，人民的首领。这正是古典时代，“民主”一词溯源于《书·多方》，“革命”一词则溯源于《书·多士》。
    “天惟时求民主”，“天”是什么？天即是民！天是民的神化！《书·皋陶谟》说，“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孟·万章》引《书·泰誓》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传世《泰誓》是伪书）。
    在《多士》和《多方》时代，天和民统一起来，都属于汤武一方。这是周之初年（即公元前二千年代末至公元前一千年代初）的人民观点。古典中国“民主”和“革命”这两个相结合的词，就是在这时候形成和出现于历史的。正如古希腊史上德谟克拉西一词之出现于《希罗多德历史》（Hdt. 6. 43）上面一样。后来《易·革·彖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赵岐［约108—201］《孟子·腾文公》上注云：“殷周顺人心而征伐，故言人也”，可以附此），是战国时代（孟子之前）的作品，或许是从《多士》中来的。《书·多方》和《书·多士》是古典中国民主和革命纪录的起点。
    在《多士》、《多方》之前，有“民”、“众”、“庶”而未有“民主”，《汤誓》、《盘庚》的内容就是这样。殷人出席盘庚召开的会议，那时还末见“民主”之词，也未提“革命”。盘庚徒殷，大概在公元前1300年（《史记·殷本纪》“正义”引《竹书纪年》。“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七］二百七十三年”，如果牧野之战定在前1927年）。
    “民主”只是一邦的事，这个邦的邦人不能到另一个邦去搞民主，这是很明显的。“革命”则是邦国联盟（天下）的事，诸邦联盟，有一邦的邦君为盟主，他可能就是“民之主”，民主。民主与革命就结合起来。汤放桀，“践天子位”，即代桀为盟主。
    汤武得天民而为人民首领［民主］，放桀伐纣，革命胜利，对当时社会起什么作用没有？限于史料，但仍有可言者， 如：《史记·殷本纪》有一段， 按阎若璩（1636—1704）的建议，梁玉绳的调整，可视为《汤诰》之文（传世者伪书），“［汤］还毫，作《汤诰》，维三月，王至于东郊，告诸侯，曰”：“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东为江，北为洛，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后稷降播，农殖下谷，三公咸有功干民，故后有立，群后毋不有功于民。勤力迺事！予乃大罚殛女，毋予恕”。这是农田水利建设的工作。又《孟子·腾文公》，“殷人七十而助”，疑井田之制始于殷商初年，即汤之革命之后。
    至于武王伐纣之后所进行的大事，那多有记载，其尤著者，如大规模殖民，封国建邦是矣。《左传》昭公九年，周人责晋人有云：“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薄、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镇、燕毫、吾北土也”。这便是周人的历史功绩，第一次向统一全中国按计划前进；虽则邦国之制仍旧，这也是革命。
    民主与革命，至汤武革命阶段，是殷人周人以汤武为首领而进行的政治革命，第一次在公元前16世纪末（前1523［？］《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天，用岁四百九十六年”［496＋1027］），第二次在十一世纪末（前1027）。这两次都是由“民主”［民之主］，即人民首领以天命名义来领导发动的革命，第三次则是周厉王之世，周邦（联盟的首都）发生邦的内部国人革命大爆发的群众运动，时在公元前841年（共和元年）或其前一年（842年）。
    公元841年的周国人暴动，流厉王于彘，来个“共伯和摄行天子事”，或“共伯和干王位”，⑩再加以宣王中兴后的幽王被杀，周室东迁，情况才能有所改变。在东迁过程中，不仅王室，随同东迁者还有各阶层的人。包括周之商人，(11)因之，东迁之后，各国国人的成分比之前此要复杂些，因而他们的人才，较之前此也可能加强些。国与野的情况也会有新的变化，《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载郑之裨谌能谋，“谋于野则获，谋于邑则否”。《论语·先进》言“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孔子认为“如用之，则吾从先进”。《左传》庄公十年，记曹刿论战，乡人也。类此种种，说明国人中从政的平民阶层的成长，而此与春秋时代以来民主政治情况之变化和发展，必然是有关系，是有积极作用的，这样可以来考虑古代中国“民主”和“革命”古典传统的新阶段，即春秋时代的民主政治了。
    公卿执政制时代与古典民主政治全盛时代汤武革命和国人流厉王于彘都是古典中国民主政治一步步发展前进过程的历史大事。全部古代史，全部古典文明史，存在着血缘关系和政治关系的矛盾，旧社会与新社会的矛盾。三代的王（天下或联盟盟主），各邦的邦君，起初都拥有宗教和政治（包括军事）双方面的权力，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邦君和天下的天子（由盟主之邦的邦君任之）把二者一起抓。汤武以民主（民之主，人民首领）而发动革命，革命的胜利总是削弱血缘关系一方的权力，而加强另一方政治关系的力量。汤之伊尹，武王之周公，以卿相而掌握政治大权，事实上是把政治关系的权力从邦君［天子］手里分出来。历史发展的结果，邦君和天子保有了神之主的权力和地位，而民之主的地位，随着政治权力的实际分出，逐渐部分地而后完全地归于公卿，历史上开始了公卿执政制时代。
    公卿执政制时代是古典民主政治全盛时代。不管是《史记周本纪》召公周公二相共和行政，抑或《竹书纪年》纪录的“共伯和干王位”，西周总算是出现了与君主制不同的共和时代。
    共和时代十四年（公元前841—828）宣王把政治权力收回，但幽王之死，周东迁了，前770年，春秋时代开始，此后不再收回王权了，“郑武公、 庄公为平王卿士”（《左传》隐公三年），周邦如此，“政由甯氏，祭则寡人”（《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卫邦亦如此：天子与霸者之君，自齐桓、晋文以下，也是宗教与政治之分权，也是公卿执政之制。
    公卿执政，是邦或城邦制度史的普遍现象。在希腊，雅典于公元前638年开始了首席执政官纪年（arehontes eponymoi），而巴西勒斯（basileis，君）则退居次位（虽则在公元前638年之前尚为世袭，属于Medontidae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