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希伯来国，犹太祭司集团的势力比起印度的婆罗门来有过之而无不及，据圣经的说法，摩西临终前曾设立专职祭司，并规定祭司的职责是为国王向耶和华求问律法之事。（14）表面看来，专职祭司的设立似乎只是为了服务于国王。但实际上，通过这一途径，教权便被从王权当中分割出来并转移到专业祭司的手上，祭司贵族牢牢把握了犹太法律的修订权和解释权，从而成为世俗君主与上帝耶和华的中介人，此后，国王们就再也不能够与上帝进行直接联系了。犹太祭司职位世袭，并享有百姓献祭的所有供品；他们甚至可以自任法官，私设公堂，审判异端。（15）除了祭司之外，在犹太社会中游走四方、传布预言的先知也拥有一部分宗教特权，他们中的某些上层人物常常利用各种社会矛盾爬上权力顶峰。例如著名先知撒母耳就曾一度凌驾于扫罗王和大卫王之上。（16）在教权过分强大的情况下，王权必然萎靡不振。早在巴比伦囚禁以前，世俗的犹太国王就日益蜕变为祭司贵族的傀儡。按传统律法的规定，国王不可加添马匹，不可多立妃嫔，不可多积金银，不得“心高气傲，偏左偏右。”（17）这些律法显然是祭司贵族专门杜撰出来限制世俗王权的。
    古埃及的政治具有同样浓厚的神权色彩。尽管这里的政治气候相对来说较为温和，祭司势力迟至中王国时期仍未能真正从世俗君主的附庸地位之中摆脱出来，但是早在古王国时期，孟斐斯那些桀骜不驯的祭司家族，就迫不及待地表露出了控制世俗事务的勃勃野心。第五王朝时期的祭司编造了一则有关国王由祭司之妻与太阳神拉秘密婚媾所生的神话，（18）该神话表面看来似乎是要表明王权的神圣来源， 但实际上它的真正目的则是要证明祭司的地位高于国王，因为根据这一神话，祭司在法理上便与太阳神拉一道成了国王的无可辩驳的父亲或保护人。爱好虚荣的君主在扶植宗教势力方面总是表现出非凡的气度，他们没料到这样做正是在走上自我损毁的道路。《“哈里斯”大纸草》的记述表明，埃及国王给予神庙源源不断的馈赠使祭司成为全埃及的首富。（19）当国王们开始意识到必须对发展过快的神庙经济进行限制时，祭司集团却早已摆脱了君主的驾驭而构成独立的社会势力。第十八王朝的国王把首都迁往北部的孟斐斯，从此旧都底比斯就成了全埃及的“宗教首都”而与国王的宫廷相对峙。（20）在埃赫那吞宗教改革失败以后，底比斯的阿蒙神庙攫取了更多的特权，它掌握了埃及全部耕地的1／10，最高祭司长的职务与王位一样世袭相传，神庙有了自己的军队和行政机构，先前服属于法老的最高祭司长现在开始认为其权力直接来自阿蒙神。到了第廿一王朝，阿蒙神庙的祭司长终于狂妄到公开称王的地步。（21）
    二、教权服属于王权
    西亚各国（巴勒斯坦除外）是古代世界当中唯一既保留祭司特权又存在强大专制王权的地区。西亚古代文明的显著特点之一是以巴比伦为中心的农耕民族和周边游牧部落的长期冲突，这一特点不仅造成该地区政治史的多次中断和混乱，而且促成了教务与俗务的明显分离。以巴比伦祭司为首的宗教势力在实质上代表着早期苏美尔--阿卡德农业文明的传统，他们是西亚科学文化的象征；而世俗君主的宫廷则成为新兴军事集团的据点，它与骑射征战的游牧生活有着较密切的联系。相对落后的征服者要实现对于文明程度较高的两河地区的稳固统治，就不得不依靠在各方面都是举足轻重的巴比伦祭司集团的支持，而要做到这一点，则必须对宗教势力作出某种必要的让步。
    除政治领域外，巴比伦祭司几乎享有与埃及祭司一样多的特权。按韦尔斯的说法，巴比伦的祭司长是“国王的真正的太上主宰，他是普天下土地的主人；他的庙宇和产业的财富之多，权威之大，使国王相形见绌。”（22）历代世俗统治者为了获得各种神圣头衔，曾争先恐后地兴建神庙，向神庙捐赠财物与人口，并把所建神庙的级别、数量及捐赠物的多寡看作是衡量王权强、弱的重要标志。（23）世俗君主的慷慨好施使巴比伦的祭司阶层逐渐发展成为两河流域一带最大的所有者。他们分为几十个等级，并以庞大的神庙经济体系为依托，进行着各式各样的生产与商业等经营活动。（24）巴比伦祭司在文化知识方面的垄断地位对于世俗君主的专制意图也具有一定的制约作用。目不识丁的统治者固然不能随心所欲地发号施令，受过良好教育的国王在学识渊博的神职人员面前，也不得不礼让三分。以人间之神自居的汉穆拉比王之所以不愿与天上众神相提并论，显然是由于考虑到祭司界的舆论。在那条刻有他的著名法典的石柱上，汉穆拉比只是作为一名谦恭的神仆站立在太阳神沙玛什的面前。
    然而，两河流域的社会环境毕竟不同于其他地区。埃及是由于长期的和平和稳定弱化了军事集团的作用，给祭司势力提供了施展拳脚的机会；巴勒斯坦和印度则是因长期的动荡及国土的经常性分裂降低了世俗君主的威望，从而为教权的崛起提供了有利条件。在西亚，连续不断的政治混乱并没有导致长期的国土分裂，相反，这种动荡本身常常是民族融合及国土统一的一种契机。频繁的征服战争为巴比伦造成了一个个强大王朝，尚武的世俗君主依靠军事贵族取得天下，他们也依靠军事集团统治天下并约束祭司贵族。因此，在西亚历史上先后出现的古代各王朝内部，军事官僚贵族的势力总是高居于祭司贵族之上。尽管祭司集团在宗教、文化及经济领域中享有广泛的特权，但他们却没有被赋予过问世俗政治的权力。而且，随着王朝统治的巩固，世俗君主试图打破祭司集团对于教务的垄断并获得了成功，许多国王开始具有亲自主持巫术仪式和诅咒的神秘权力。（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