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史学研究领域越来越宽泛，研究课题日益多样化。西方部分史学研究者从历史研究领域极大拓展的现实中，深切地感受到自己正处身于“历史学爆炸的时代”，于是，就从“整体地把握人类社会历史”的观念出发，用“历史的碎化”①来概括当代西方史学研究的现状，并就此提出质疑和批评。与此同时，中国学者在评介当代西方史学研究现状时，对于“历史的碎化”现象同样表示关注，尤其“整体地把握客观历史”的观念在中国史学界日益深入人心的今天，对此现象更是高度警觉，几乎众口一词地表示中国史学在发展过程中必须引以为戒。
    然而，笔者以为，不应该对当代西方史学研究实践中所出现的“历史的碎化”现象，简单化地给出否定性的结论，必须加以科学的分析。唯有如此，才能对这一现象作出理性的、以致于合乎逻辑的评价。
    一
    评价当代西方史学研究实践中所出现的历史的“碎化”观象，首要的一点就是要先辨明其基本属性。应该说这正是科学地分析“历史的碎化”现象的逻辑起点。
    众所周知，西方传统史学向来注重研究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和历史上的精英人物。这个传统沿袭至19世纪兰克派的实证主义史学，被推向了极致。
    从18世纪起，在西方就不断有学者对历史研究领域的狭窄化提出批评。被年鉴学派第三代传人雅克·勒高夫称为“新史学的祖先”的伏尔泰、夏多布里昂和米希勒等，就属于这一方面的学者。②
    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更多的西方学者，如法国的亨利·贝尔、埃米尔·杜尔凯姆、美国的弗里德里克·特纳、詹姆斯·哈威·鲁宾逊、查尔斯·比尔德等，对传统史学提出更严厉、同时也更明确的质疑，焦点之一就是批评传统史学的研究领域过于狭窄，指出历史学必须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全部”。詹姆斯·哈威鲁宾逊在《新史学》一书中所提出的观点，集中反映了这一部分学者的看法。他显然是把重新规定历史学的研究范围，看作为“新史学”区别于传统史学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因而，《新史学》开篇就直截了当地阐明：“从广义来说，一切关于人类在世界上出现以来所做的、或所想的事业与痕迹，都包括在历史范围之内。大到可以描述各民族的兴亡，小到描写一个最平凡的人物的习惯和感情。……历史是研究人类过去事业的一门极其广泛的学问”。③鲁宾逊的观点是明确的，即“新史学”的研究内容囊括人类社会历史的所有方面。
    上述观点对随后的一部分西方学者产生了重大影响。如法国年鉴学派的创始人马克·布洛赫和吕西安·费弗尔，他们在认定“唯一的真正历史就是整体的历史”的同时，也确定下了历史学所要研究的应该是“整体的历史”的“全部”：“按费弗尔著名的话来说，新的历史学是‘全体部分构成的历史’。这就是说，它所关心的是人类的全部活动’是‘属于人类，取决于人类，服务于人类的一切，是表达人类，说明人类的存在、活动、爱好和方式的一切’”。④马克·布洛赫和吕西安·费弗尔据此而确立了“总体史”的思想。这种思想代表着当时西方史学发展的新方向。
    二战以后，随着西方史学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上述历史学必须对人类社会历史的所有方面加以研究的观点，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
    然而，理论上规定历史学必须对人类社会的历史的所有方面加以研究，并不意味着历史研究的实践就取得相应的成就。由于人类社会历史是在广泛的空间和漫长的时间行程中展开的，其内容异常丰富多彩，因而，人们不可能一下子就认识它的“全部”，只能是随着时代的推移和认识水平的提高，分别通过对人类社会历史不同侧面、不同层次的研究，逐步扩展研究领域。而与这一过程相对应的必然是历史学科的不断分化。科学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人类对客观事物认识的形式之一，就是分门别类地把握客观事物，由此而形成的科学分化趋势，表现为原来的一门学科在更深入的层次上发展为若干相互联系的分支学科。这就是所谓的科学的分化。历史学的发展当然也不例外。本世纪以来，西方史学正是沿着这种科学发展的轨迹，不断分化，促使历史研究向纵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