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理论上明确规定了历史学必须对人类社会历史的所有方面加以研究，于是，拓展历史研究领域也就成为西方史学研究者孜孜以求的学术目标。以年鉴学派为例，正如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中所说的：“年鉴学派纲领的核心所在是坚持要求扩展历史学的研究领域，扩大历史学家的视野。对于布洛赫和费弗尔和他们的下一代继承者来说，这一要求是共同的，特别是费尔南·布罗代尔和夏尔·莫拉泽。”⑤他们在历史研究的实践中，一方面竭力打破自19世纪史学专业化后所形成的自我封闭状态，大胆地引进和借用社会科学其它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另一方面突破实证主义史学的史料观，史料的种类由以官方档案为主的文献史料，扩展到各类实物史料和口碑史料。由此，大大拓展了历史研究的领域。尤其二战以后，随着西方史学加快发展的步伐，历史研究也同时在广度和深度两方面获得前所未有的进展。
    经过几代西方史学研究者的不懈努力，“使历史学领域大为膨胀”，除了传统的研究课题之外，诸如经济史、文化史、思想史、社会史、民俗史、民族史、心态史、人口史、科技史、气候史、生态史……，也都一一被纳入了研究的范围，并由此形成一系列对不同历史侧面专题研究的分支学科。与此同时，随着跨学科研究的深入进行，一批以不同理论和方法为特征的分支学科，如计量历史学、比较历史学、心理历史学，历史人类学、历史地理学、地理历史学等等，也相继诞生。大量分支学科的涌现表明，从本世纪初起，西方史学呈现一股明显的分化趋势。
    尤其令人瞩目的是，从70年代开始，西方史学向更深层次进一步分化。如果说前述分化属于历史学的“一级”分化的话，那么，由“一级”分化所形成的分支学科又不断转化成为“母”学科，再由这些“母”学科继续产生“二级”以致“三级”分化，进而形成一大批不同层次的、日益精微的分支学科。如由社会史这个分支学科又分化出家庭史、妇女史、儿童史、老年史、青年史、种族史、劳动史、城市史、农村史、社区史、社会教育史、医学社会史、犯罪史等一批低一层次的分支学科；而且，社会史的研究还“倾向于提出更专门、更狭窄、甚至是文物研究的范畴”，⑥在“二级”分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分化，一些长期被忽略的历史内容，如房屋史、厕所史、服饰史、时髦史、发式史、性史、生育史、疾病史、死亡史、饮食史、节日史、闲暇史、劳工史、黑人史等等，也都成为历史研究的课题。其它分支学科存在着类似的情形。因而，当代西方史学在拓展历史研究领域的过程中，不仅形成一批分支学科，“而且在这些新分支学科的内外还出现了大批小的和更小的专题研究或问题研究”，⑦使得历史研究日趋细微化和专门化，“试图去‘覆盖’整个世界已知的过去，其结果是，史学研究的范围不是那么狭隘了。”⑧
    很显然，当代西方史学研究领域越来越宽泛，研究课题日益多样化，随之而来的是研究领域极大拓展，越来越多的历史内容被纳入了史学研究者的视野之中，历史研究趋于细微化和专门化，一系列新的不同层次的分支学科相继诞生。这种被指责为“历史的碎化”现象，实质上是历史学的高度分化，或者换个角度说，是以“历来史的碎化”为特征的分化。
    二
    如果把当代西方史学的发展放在现代科学发展的层面上考察，那么，不难看出，其之发生高物分化，即以“历史的碎化”为特征的分化，是科学发展内在逻辑的必然结果。
    与前述科学的分化不同的是，人类对客观事度认识的另一形式是力图反映客观事物整体，由此而形成的科学整体化趋势，表现为各门学科不断整合成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这就是所谓的科学的整体化。从文艺复兴时期至19世纪末的几百年间，分化趋势在科学发展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各独立学科相继出现。自19世纪末期起，随着现代科学的诞生，科学的整体化趋势取代了分化趋势，上升为科学发展的主要趋势。尽管如此，分化趋势并未消失，科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分化。所不同的是现代科学阶段的科学分化已经不是单纯的分化，而是在科学整体化趋势推动下，作为科学整体化的一个有机构成而加速进行着。因此，现代科学既表现为高度综合，又表现为高度分化，同时向这两个方面发展。
    处身于现代科学之林的当代西方史学，正是受科学整体化趋势的推动，在各学科高度综合的基础上，不断分化，进而产生了高度分化，即以“历史的碎化”为特征的分化。而从当代西方史学的研究的现状来看，促使其产生高度分化的驱动力，主要来自于社会科学内部各学科之间的相互交叉、相互渗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