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对自身历史的认识水平，是与科学发展的总体水平平行的。既然科学的发展还没有达到能够直接从普遍联系的层面同时性地把握客观事物所有方面的水平，那么，受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史学研究者也就不可能直接对人类社会历史进行整体性把握，必须先把人类社会的历史--“原型”是各组成部分紧密联系的整体--分解开来，从经济史、政治史、文化史……等等不同的侧面，分门别类地加以研究，再在由此而形成的一系列史学分支学科的基础上，逐步对人类社会历史展开不同层次的综合研究。这种对人类社会历史循序渐进的认识发展图式表明，历史学的分化是综合研究的必要前提，只有在高度分化的基础上才能形成高度的综合。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当代西方史学所发生的高度分化，即以“历史的碎化”为特征的分化，显然是整体地把握人类社会历史所必经的一个认识发展阶段。
    然而，部分学者在面对当代西方史学研究实践中所出现的“历史的碎化”现象的时候，却往往忽视了上述并不深奥的道理，以为可以逾越历史学的高度分化阶段，直接从普遍联系的层面同时性地把握人类社会历史的所有方面，从而获得整体性认识。所以产生这样的认识偏差，关键的一点就是片面地理解“整体地把握人类社会历史”这一观念。
    其一，由年鉴学派创始人马克·布洛赫和吕西安·费弗尔确立的“总体史”思想，深深地影响了一部分学者。他们在接受了“总体史”思想的同时，对于当代西方史学研究实践趋于细微化和专门化，日益感到不满。但是，从年鉴学派主要成员在“总体史”思想指导下所作的研究实践来看，所谓的“总体”显然带有很大的局限性。被认为“淋漓尽致地发挥了‘总体史’思想”的布罗代尔，他的两部代表作《菲力浦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和《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和资本主义》，究其实质，无非是在一定层次上的综合，离名符其实的“总体史”还相距甚远。正因为这种“总体史”的研究实践，带有明显的急功近利情绪，缺乏坚实的深入研究的学术基础，所以，理所当然地被年鉴学派的后代传入所抛弃。他们有的认为“总体史很明显是没有意义的。它是一种愿望，它标志着一个方向”；有的指出“应当减低总体史这样一种不理智的雄心。”（19）不仅如此，他们的研究实践也逐渐偏离了“总体史”的方向：“60、70年代之交，法国新史学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方向性的转变。主要表现为自布洛赫、费弗尔和布罗代尔以来的总体史观的削弱，而对历史的时间的、空间的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深入研究则得到大大加强”。（20）应当指出，年鉴学派内部发生“方向性的转变”，是不依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从中显示出科学发展所具有的一种内在的不可阻挡的力量。
    其二，随着系统论的广泛传播，“整体”概念也被简单化地频繁使用着，从而更加强化了一部分学者认识上的偏差。事实上，时至今天，倍受一些学者青睐的“系统方法”尚不具备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哲学方法的性质；退一步说，即使它升华为“一种哲学范畴上的整体认识论，它也仅仅是在方法论方面与分析认识方法相对应、齐驱并驾的另一种方法”。（21）也就是说，分门别类地认识客观事物的方式依然有效。其道理正如前面所述，科学发展至今，还不具备直接从普遍联系的层面同时性地把握客观事物所有方面的充分条件。固然从普遍联系的层面同时性地把握客观事物所有方面的整体性认识，具有显而易见的优点，但是，受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人类目前还无法一步到位地做到这一点，仍然需要把客观事物分解开来，分门别类地加以研究。纵使分门别类的认识方式带有明显的思维弊端，但人们在具体研究中仍不得不采用它。一个典型的事例就是，那些笃信系统方法、言必称“整体”的学者，在陈述自己的看法时，仍然摆脱不了分章、分节、分点进行叙述的方式。理论与科学认识具体操作之间的这种矛盾，被有的学者称为“悖论”，他们认为：“人类认识操作的分解时空场限制与系统方法间的悖论，如果最终得不到彻底解决，或者说如果人类冲不破这种认识操作的客观限制的话，我们将可能永远不能抛弃分解还原论方法，永远不能科学地实现真正严格意义上的那种所谓‘顿悟’式的整体认识方法，系统方法也可能将永远只能作为一种思考方式、认识原则得到应用，深刻细致、具体明确了解系统本质的定量化研究，将不得不采取系统化的分解方式加以考察。实际上，我们确实很难从认识主体角度突破这一限制，我们将可能不得不悲观地承认，上帝投下的阴影积重难除。”（22）
    人类对自身历史的认识过程同样被这一“阴影”所笼罩着。具体表现在：部分学者一方面从理论上极力强调“整体”认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另一方面在具体研究中又深感无从操作，难以直接从普遍联系的层面同时性地全面考察人类社会历史，仍然需要分门别类地加以研究。把系统论应用于研究历史而未获得成功的事例，就十分清楚地显示出这种矛盾的难以突破性。正因为如此，所以历史研究不仅没有按部分学者的设想展开，相反，却沿着不同的方向发展。尤其无法具体操作的“整体”认识观念，又十分强调把握对象的所有方面，年鉴学派创始人的所谓“全体部分构成的历史”，就集中反映了这种观点；同时，现代科学的发展也促使人们尽可能全面地去认识对象。这无疑进一步加剧了历史研究的背道而驰，研究实践越来越背离理论要求，日渐走向细微化和专门化。当代西方史学研究的实践不正是这样演化和发展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