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当代社会科学的研究现状来看，几乎各学科都有学者涉足历史研究领域，以探明本学科研究对象的历史演化过程。这些学者因此而被谑称为“两栖”学者。这种状况引起了西方一部分史学研究者的严重关切，满怀忧虑地称之为“社会科学的侵略”，担心历史学被同化、融合，而成为仅是社会科学其它学科“回顾分析的供应者”，甚至于丧失了个性--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存在价值。应该说，西方部分史学研究者的担忧是不无道理的。社会科学其它学科学者不断涉足历史研究领域，已经给社会科学内部的学科分类标准提出新的问题，以时间为界标的分类标准日益动摇。如由中国学者许志峰等主编的《社会科学史》（14）一书，就是把各类专题史作为各相应学科的分支，分别划归这些学科的分类系统略图中，致使历史学科的分类系统略图仅剩一个干瘪的空壳。这样的分类方式，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社会科学研究的现实状况，同时，也折射出一部分社会科学学者的认识倾向，表明历史学正受到严峻的挑战。由此也给中国史学界一个警示：社会科学其它学科的学者不断把触角伸进历史研究领域，已经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客观存在，必须重新寻找历史学在社会科学体系中的定位点。
    无论是当代西方史学研究者主动引进和借用社会科学其它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还是社会科学其它学科的学者涉足历史研究领域，都反映了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内部不同学科之间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事实，所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当代西方史学研究领域越来越宽泛，研究课题日益多样化。正如巴勒克拉夫所说：“推动1955年前后开始出现的‘新历史学’的动力主要来自社会科学。”（15）而法国史学家科林·卢卡斯则说得更为明确：法国史学“同社会科学挂钩”后所引起的“最明显的变化是研究课题的多样化。这是由于社会科学提供了论证、解析、思考和研究问题的新方法。”（16）尤其在社会科学内部历史学是一门特殊的学科，它所要研究的囊括人类历史的所有方面，而与其相对的则是分门别类研究现实社会的众学科。随着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高度分化，以及不同学科之间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深入进行，各学科源源不断地为历史研究提供不同层次的新的理论和方法，促使历史研究领域极大拓展。就象伊格尔斯说的一样：“随着政治、社会和思想条件的变化，历史研究的范围扩大了，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被越来越多纳入历史研究领域。”（17）与历史研究领域极大拓展相伴而生的，则是不同层次上的史学分支学科大量涌现。这些分支学科就其形成而言，是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其它学科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结果，属于综合；而对于历史学科来说，则是一种分化的表现。由此可见，当代西方史学所发生的分化，并非单纯的分比，而是在社会科学高度分化与高度综合的辩证发展过程中，建立于高度综合基础之上的高度分化。即以“历史的碎化”为特征的分化。
    当代西方史学除了与社会科学其它学科相互交叉、相互渗透之外，在科学整体化趋势推动下，还不断与自然科学部分学科以及各横断学科相互交叉、相互渗透。尽管在当代西方史学研究实践中，由此而形成的分支学科仍为数不多，相对史学呈现高度分化的趋势来说尚不足为言，但是，它标示着一种发展方向，而且，随着自然史这块领域不断被开掘，势必涌现一系列新的分支学科，进一步增强当代西方史学的分化趋势。
    三
    既然当代西方史学研究实践中所出现的“历史的碎化”现象，是历史学的高度分化，而且这种高度分化又是科学发展内在逻辑的必然结果，那么，为什么部分西方学者和中国学者会对此提出质疑和批评？笔者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整体地把握人类社会历史”观念的片面理解，从而不能客观地评估分门别类的认识形式在历史认识过程中应有的作用和地位。这样，当然也就无法分辨“历史的碎化”现象的基本属性，以及认识到其之产生所具有的客观必然性。
    如前所述，与科学的分化相对应的是分门别类地考察客观事物的认识形式。这种认识形式固然带有片面性、孤立性的思维弊端，但是，由于科学发展至今还不具备可以撇开这种认识形式，直接从普遍联系的层面同时性地把握客观事物所有方面的充分条件，因此，它仍然是一种不可偏废的认识形式。反之，直接从整体上把握客观事物，固然能够准确地反映客观事物的固有关系，深刻地揭示客观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及其本质，但是，受认识发展水平的限制，目前还难以做到这一步，不得不把原本是一个整体的客观事物分解开来，分门别类地加以研究，再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综合，逐步实现对客观事物的整体认识。正如德国著名的物理学家、量子论的奠基人马克思·普朗克在《世界物理图象的统一性》一书中所说：“科学是内在的整体。它被分解为单独的部分不是取决于事物的本质，而是取决于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