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文字，南诏时期的文物如《南诏德化碑》之碑文、剑川石窟之题记、弥渡铁柱二十二字铭文，以及《南诏图传》中的文字说明都是汉文，而不是泰文。在南诏有字瓦上，也有瓦匠模印的残留汉字。此外，清平官段义宗的诗云：“泸北行人绝，云南信未还。庭前花不扫，门外柳谁攀。坐久消银烛，愁多减玉颜。悲心秋月夜，万里照关山。”清平官杨奇鲲的诗曰：“风里浪花吹更白，雨中山色洗还青。江鸥聚处窗前见，林狖啼时枕上听。此际自然无限趣，王程不敢暂留停。”南诏清平官作的是地地道道的唐诗。由此可见，南诏王公贵族到普通百姓使用的文字都是汉文。从唐宋至今，大理之白族、彝族及其先民一直通行汉文。
    陈吕范论述道：泰文最古老的字迹，见于素可泰国王坤兰甘亨1292年所立的碑。泰文是泰族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形成的，因此，早在13世纪末以前泰文就产生了。一个国家之主体民族所使用的语言文字，完全改变为另一种语言文字，往往需要数百年时光。南诏之乌蛮白蛮使用汉字，如果说他们是泰族的先民，那么，为何泰族不使用汉文，而却很快就使用与汉文迥然不同的泰文呢？由此看来，陈吕范认为南诏之主体民族乌蛮白蛮绝对不是泰族的先民。
    四、关于南诏的风俗习惯
    陈吕范认为，对于识别古代民族来说，风俗习惯的异同是相当重要的标志之一。南诏境内乌蛮和白蛮在习俗方面与泰族完全不同的若干显著特点，是值得人们注意的。
    其一，是父子连名制，这是南诏乌蛮和白蛮独特具有的习俗。《新唐书·南诏传》说：“王蒙氏，父子以名相属，自舍龙以来，有谱次可考。”南诏王室蒙氏家族具有完整的父子连名，充分反映了乌蛮的命名特征。从南诏始祖细奴逻算起，其父子连名之谱次如下：
    细奴逻--逻盛--盛逻皮--皮逻阁--阁逻凤--凤伽异--异牟寻--寻阁劝--劝龙晟--丰佑--世隆--隆舜--舜化贞。
    陈吕范认为，这种独特的命名方式，自古至今在泰族中是绝对找不到的。但是，在彝族和彝语支一些族系中却至今仍严格地保存着，如昭通和凉山地区彝族家支族谱的父子连名可以追溯到四五十代以至六七十代。据此，陈吕范考证道：不是泰族，而是今天分布在滇黔川三省的彝族，同南诏乌蛮有重要的渊源关系。
    除此之外，陈吕范进而论述道，南诏乌蛮尚具有头饰、披毡、跣足、崇虎和火葬等习俗，这些均是颇为引人注目的南诏乌蛮之文化特征。
    五、关于南诏境内的宗教问题
    陈吕范在演讲中继续指出：南诏的宗教较为复杂，有原始巫鬼教，有道教，也有佛教。南诏初期，主体民族乌蛮信仰巫教，均尚巫鬼。各地各部落都有鬼主，“政教合一，民神杂揉”。他们既是领主，又主祭祀，以部落之大小不同，称小鬼主、鬼主、大鬼主或都大鬼主。
    《南诏德化碑》说，“开三教，宾四门”。这里所说的三教，不知究竟指哪三种教。但是，除佛教外，陈吕范认为道教在南诏也有重要影响。例如，公元794年，南诏王异牟寻和唐使崔佐时盟誓于点苍山北，“上请天、地、水三官，五岳四读及管川谷诸神灵同请降临，永为证据”。陈吕范指出：上请天地水三官，这是一种道教仪式。以道教仪式行重大典礼，说明道教在当时的地位相当重要。
    至南诏晚期，蒙氏王室和贵族推崇佛教，大兴佛寺佛塔，“于是建大寺八百，谓之蓝若，小寺三千，谓之伽蓝，遍于云南境中，家知户到，皆以敬佛为首务”。当时，“俗尚浮屠法”，对南诏的政治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此外，在南诏还存在本主崇拜和土主崇拜。
    所谓本主崇拜，是白族先民白蛮独有的宗教信仰。这些本主，有自然之神，如龙母、洱河神；有图腾崇拜，如白马、白骆驼；亦有英雄人物，如段崇牓、柏洁夫人等。
    所谓土主崇拜，则是彝族先民乌蛮独有的一种宗教信仰。胡蔚本《南诏野史》“盛逻皮”条下记载道：“开元二年（公元714年），立土主庙。”陈吕范指出：与本主崇拜不同的是，土主崇拜的对象却是南诏历代国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