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闵采尔神学的思想渊源及内容
    西方学者认为，闵采尔就读于维滕贝格大学时，受到了人文主义的影响，此为其神学中的重要因素之一。
    他们还认为， 使闵采尔的各种神学思想融为一体的是一种“秩序”观念（ordo rerum），此观念来源于古昆蒂利安修辞学派（The Antique rhetoric of Quintilian），它使闵采尔有关圣经、历史、自然乃至个人启示的成熟神学融为一体。布本海马的这一见解得到了公认。
    西方史学界普遍认为神秘主义对闵采尔有重大影响。弗里森甚至认为闵氏神学直接来源于神秘主义，而与其他一切无关。这当然有极端之嫌，不过，他对闵氏神学中的神秘成分所作的研究是一流的。他认为闵采尔神学得力于陶勒尔、犹西比乌、奥古斯丁等人的著作，闵采尔虽未引用陶勒尔的原话，但对一个早已熟悉德国神秘主义观点及虔诚的人来说，很容易做到融会贯通。他还认为，闵采尔在探索外部世界时，不只是运用了其神秘灵性，而且直接表达了一种天启观念，此为把犹西比乌教会史和奥古斯丁在其反多纳图斯派的论战中，对稗子比喻之解释相结合的产物。它构成了闵采尔的信仰，他相信：基督教在2世纪就已堕落， 因为那时就有一个堕落的教士用仪式取代了圣灵对个人的直接启示；在收割时节即将来临之前，稗子将会压制麦子，这是上帝的意志，而路德宣布的基督徒的孤独状态是圣灵在世界末日前夕重新活动的一个迹象；在此时刻，为使麦子长起来，必将稗子拔掉。
    布伦德勒的看法实质与上述观点一致。他认为闵采尔神学具有神秘唯灵论特色，同时也是一种基于相信2世纪教会堕落之上的历史神学， 此神学的内容包含着“叫有权柄者失位，叫卑贱者升高”，（14）以恢复耶稣和使徒的教会。
    总之，对闵采尔神学中的神秘因素，多数学者都注意到“近代虔诚”（the Modern Devotion）和圣灵直接启示在其中的份量， 只有弗里森提到奥古斯丁和犹西比乌对其神学的重要影响，他是第一位研究此点的专家。
    五、闵采尔革命经历的一致性问题
    这是学者们探讨的主题之一。大家都公认，闵采尔作为一个投身于变革现实的宗教改革家，其生涯必有某种一致性，即使不是从茨维考时期开始，至少也应从布拉格时期开始。一般说来，西方史学家倾向于从一种始终如一的神学中去寻求这种一致性，而原东德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们则是从他对革命形势的响应中来探讨这一点。当然，西方学者并不否认这种革命形势，而原东德的史学家也不否认这种始终如一的神学。其具体看法如下：
    格尔茨认为，闵采尔是一位始终如一的革命家，从《布拉格宣言》到逝世他实质上都坚持了同一种神秘的革命神学，在此神学中，人的灵魂通过圣灵得到再生与社会政治结构的革命变迁融为一体，这是其一致性的主流。同时，格尔茨又从实践方面来丰富其论断，他从反教士的社会动力入手，探讨闵采尔革命自觉意识的发展。他认为，在闵氏宗教改革神学中，选民的敌人是分段扩大的，从教皇和罗马教士到人文主义学者，进而扩大到路德派圣经神学家、直至各种统治者。在这种反教士气氛包围中，闵采尔直到生命最后数日才弄清楚自己神学的社会政治含义--它十分符合逻辑地使他当上了起义平民的领袖。总之，格尔茨认为，闵氏神学的逻辑将他塑造成一个对不敬神者的摧毁者，而反教士传统和宗教改革经历，又使他确认了这些不敬神者，即一切特权阶层。这表明，格尔茨主要是从神学方面来探讨闵采尔经历的一致性的。
    弗里森主要也是从神学方面来探讨其一致性。他认为，由于闵采尔有一份天启的在世界末日前夕消灭不敬神者的议事日程，故他对当时形势作了实践性的反应--或至少是尽可能地去实践。依弗里森的逻辑，闵采尔有一份杀人计划，只是受到环境所限，未能如愿。他反对格尔茨关于闵采尔永不会跨出自卫门槛的看法，认为闵采尔已越过自卫范围，用暴力去夷平天主教信仰，并在势力所及的范围内取得了成功。此外，还有一个因素迫使闵采尔走上革命道路，弗里森说：“不管怎样，促使闵采尔断然与他同时代的多数人决裂的是因为他相信：在这‘收割时节’不敬神者必须被摧毁”。（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