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格勒从神学与革命两方面对此作了探讨，他认为，闵采尔作为一个宗教改革家，其神学纲领的发展，及宗教改革对城乡下层民众的深入人心，这二者并行发展使闵采尔成为最杰出的宗教改革家，又使他成为农民战争的领袖。闵采尔至死所坚持的是同一神学，它在客观上与那种用物质标准把人分为高贵者与卑贱者、富人与穷人的政治社会等级制度相对抗，故受到诸侯的敌视，闵采尔出于保卫自己的宗教改革的理论，只得与平民联合起来为“神的法律”而斗争。
    此外，还有两人仅从单方面论述此问题。一是布伦德勒，他虽然确信闵采尔的纲领本质上是神学的，不过，他只从闵采尔对革命形势的反应方面来探讨闵采尔。他认为，闵采尔在阿尔斯泰特成为激进分子，在缪尔豪森和弗兰肯豪森为革命而战，故有人评论说，布伦德勒的闵采尔是“一个穿着16世纪服装的近代革命家”。（16）另一为斯科特，他单从神学方面来探讨。他接受格尔茨对闵采尔神学方面的见解，却未注意到格氏理论的双重性，结果，他的闵采尔成了某种神学决定论的单纯产物，成为一个教条主义的盲从者，躬身于用毁灭世界的理论去神秘地净化自己的灵魂。
    六、对闵采尔评价的新趋势
    20世纪70年代以前，闵采尔研究分为新教路德宗学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两大派，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对闵采尔的评价各执一端。70年代后，双方在此问题上开始对话，但在认识上相距太远。至90年代前后，对闵采尔的评价出现了大同小异的趋势。如格尔茨关于闵采尔是一个革命神学家的观点与原东德的“左翼”史学家福格勒的结论基本相同，福格勒认为，从近代的观点看，闵采尔创造一种“革命神学”，“闵采尔行动的基础是他的神学”。（17）西方传记家不再认为闵采尔完全抛弃了路德宗的信仰，甚至不再坚持他是一个没有理解路德的神学家或是“出于偶然”、违背其原则才卷入农民战争的这类见解；原东德史学家也不再坚持闵采尔是农民战争的主要理论家和革命组织者的观点。由于双方都不再坚信自己的看法是定论，因而，对闵采尔的不同观点不再那么“锋芒毕露”了。自然，在这种不同的前提下，由于对闵采尔神学、神学与革命的关系等问题看法上的差异，即使在西方史学界（指不包括原东德史学家）对闵采尔的评价也存在一些小异，对此前文已提及，不一一赘述。
    注释：
    ①威廉·戚美尔曼：《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上册，商务1982年版，第195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10页。但在该卷第671页第222注中又订正为1490年。
    ③转引自刘明翰：《试论闵采尔》，《世界历史》1979年第5期，第⑧注。
    ④詹姆斯·M·斯特耶：《1989年的闵采尔研究论述》，《16世纪杂志》（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第21卷，1990年第4期，第655页。
    ⑤⑦乌尔里希·布本海马：《托马斯·闵采尔：出生与成长》，1989年莱顿版，第19页。见《16世纪杂志》1990年第4期，第655页、第660页。
    ⑥《16世纪杂志》1990年第4期第659页。
    ⑧⑨⑩（11）（13）（16）《16世纪杂志》，1990年第4期，第660页；661页；659、661页；662页；第668页；第665页。
    （12）（15）弗里森：《托马斯·闵采尔，不敬神者的摧毁者：16世纪宗教革命的形成》，1990年加利福尼亚大学版，第271页。
    （14）《新约·路加福音》1:52。
    （17）福格勒：《托马斯·闵采尔》，1989年柏林版，第276，272页，见《16世纪杂志》1990年第4期，第6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