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造成法俄两国关系疏远的原因很多，但主要是由三大因素决定的。
    第一，法德两国关系的缓和是法俄关系疏远的前提条件
    法俄两国建立友好联系的大前提是法德关系紧张、德国对法、俄安全都构成威胁。正是普法战争后持续不断的法德关系紧张化产生了法俄在1871～1877年间友好合作的局面。促成法德关系紧张化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法国国内的复仇主义宣传和准备活动；德国以各种手段孤立、削弱法国和试图对法国发动新的战争。而这两个因素在1878年以后都暂时消失了。
    在法国统治阶级中，保皇派和激进的资产阶级共和派力主实行积极对德复仇的方针，而资产阶级温和共和派则主张暂时与德国和解，先把对外政策的重点转向海外扩张，因为他们意识到，立即复仇是行不通的，他们的领袖甘必大的思想变化典型地反映了这种观点。他在普法战争时曾坚决反对投降德国，以后也一直不忘复仇，但1876年秋天了解了德国军队的实际情况以后，按照他自己的话说，他“深为俾斯麦的利剑所震惊”，不得不承认法国的军事力量根本无法与德国相比。他从此开始反对进行对德复仇的宣传，并指出，法国教权主义者的复仇企图“只会把我们拖入战争”。他还看到“东方问题”将俄国束缚得过紧。因此，他主张调整与英、德的关系，把复仇留待将来解决。为了缓和德法关系，他认为应作出让步，1877年秋他甚至答应满足德国提出的要求——撤换不被德国信任的驻德大使贡托——比伦。⑩甘必大的思想对1877年底以后一直掌权的资产阶级温和共和派各届政府有重要影响。果然，迪弗尔内阁成立不久，贡托—比伦就被对德国怀有好感的圣—瓦利耶替换了。这以后，对德友好长时期成为法国外交的主题之一。
    普法战争后俄、英等国的干预使德国再发动德法战争成为不可能，因此德国也调整了对法政策。“俾斯麦在失去了很快再次击溃法国的希望后，实行了使法国脱离欧洲事务、让远方的殖民事业吸引它的注意的政策”，（11）以加深法国与英、意等国的矛盾，消耗法国并离间法俄关系，伺机再次击溃法国。俾斯麦1875年就部分地表述了这一意图，“如果法国的政策是在北非和土耳其东部为自己寻找活动场所，对我们来说，这绝没有坏处，而且不应成为我们反对的目标。因为这迫使法国必须在那里部署并驻扎一定的力量，并引起和其它大国的矛盾，这一切将迫使它放弃进攻德国的念头。”（12）因此，从1877年底起德国开始改善与法国的关系。德国政府对沃丁顿于12月取代亲俄的德卡兹出任外交部长表示欢迎。1878年1 月德国外交国务秘书比洛夫对法国新任驻德大使说：“我们坚信，在我们之间建立一种过去战争时期没有过的关系的时期来到了。”（13）
    于是，1878～1885年间法德两国间始终没有出现关系紧张化的事件，而且形成了没有文字协议但事实上存在的密切合作。法国历届总理都不怀疑可以和德国和平共处，费里称颂俾斯麦是“欧洲和平政策强有力的、令人尊敬的、有影响的首领。”法国陆军部长卡姆别诺甚至得意地宣称，“如果法国和德国联合起来，它们将主宰整个世界。”（14）
    这一时期实际执掌俄国外交的是吉尔斯。他本人有德意志血统，对俾斯麦一向有好感，确信不存在德国再次对法国发动战争的可能性（既便1887年法德战争危机爆发以后他也这样认为）。另外，德奥同盟和三国同盟虽已成立，但还没有显露出反俄和反法的锋芒。因此，法俄两国的外交决策者们都意识到，没有必要为了当时不可能发生的法德新冲突而一定要保持法俄间的密切联系，这使关系疏远有了前提。
    第二，法俄两国都有求于德国是造成法俄两国关系疏远的又一原因
    恢复殖民扩张政策是资产阶级温和共和派所代表的法国金融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所在。当时正值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殖民地具有比以往更大的意义，对法国资产阶级尤其如此。70年代以来，法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较主要欧美国家为慢，国内投资环境不理想，这便促使大资本家为获取高额利润，或借贷给其它欧洲国家，或向殖民地投资和倾销商品。1882～1886年法国爆发大规模经济危机，更刺激了大资产阶级通过加强殖民扩张寻找出路。另外，推行殖民政策也是转移国内反德民族情绪和社会不满情绪的需要。70～80年代的法国不但存在着严重的复仇主义情绪，而且始终存在着共和与帝制的政体斗争，还有最令统治者不安的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因此社会矛盾十分尖锐。资产阶级政府企图用殖民扩张的成就巩固自己的统治。但加紧海外扩张就会削弱法国在欧洲的地位，这迫使法国作出选择：或者依靠和俄国的牢固的联合来保障自身的安全；或者向暂时与自己没有殖民利益冲突的德国靠拢。第一种选择实际是行不通的，经验已经证明，俄国从未表示过要与法国结成牢固的反德联盟，即便是法德关系极度紧张之时也是如此，况且俄国在俄土战争中暴露出的弱点极大地削弱了法国对其支援能力的信任。因此只有选择第二条路，它可使法国在欧洲的安全得到保障，并且在殖民竞争中利用德国的影响。
    1878年柏林会议以后俄国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是：努力摆脱柏林会议以来所处的孤立地位，在欧洲和近东避免一切纠纷，加强对中亚和中国的侵略。这一方针导致俄国必须实行更亲近德国的政策。首先，俄国希望利用德国的影响迅速摆脱孤立和削弱德奥联系。1879年夏，俄国前驻雅典公使萨布罗夫两次会晤俾斯麦，事后向沙皇呈交了一系列奏折。萨布罗夫在这些奏折中指出：俄国和德国的关系正在走向超出我们想象的严重的危机，（15）“把我们排除在外的大国政府间的明显接近正在发生（按指德奥同盟正在形成），因此反对这种接近固定化、阻止其形成正式协议乃是当前的任务”，他认为立即着手恢复与德国的友好关系是必需的。（16）由于这些观点也反映了沙皇和外交界首脑们的意向，萨布罗夫由内定为驻土耳其大使被改任为驻德大使。由此可见俄国对修复俄德关系以削弱德奥联盟极为关注。第二，俄国特别指望德国在英俄一旦爆发冲突时给俄国黑海沿岸的安全以一定的保障。柏林会议后俄国的主要敌人是在中亚的竞争对手英国。1878年英国发动了侵略阿富汗的战争，俄国针锋相对，于1879和1880年两次征伐土库曼。1885年3月英俄为争夺阿富汗险些爆发战争。英国在波斯南部扩展势力，俄国则加紧了向波斯北部的渗透，1882年修成了联结俄国和波斯北部的阿什哈巴德——古昌公路。沙俄继续向中国新疆地区扩张，为此不得不把一部分舰只和陆军部队留在了远东。俄英矛盾的尖锐化和对外扩张战线的延长使俄国非常担心黑海沿岸会受到英军攻击。这是因为俄土战争以后英国控制着东地中海，并对土耳其拥有巨大的影响力，而1885年以前俄国在黑海几乎没有海军力量，所以英军极易在穿过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两个海峡后对俄国的黑海沿岸发动进攻。俄英两国对1878年柏林会议通过的两海峡通行规则解释不同。英国说土耳其有权决定是否向外国军舰开放海峡，俄国则强调土耳其苏丹也无此权利。俄国特别需要利用德国的影响使国际社会支持自己的解释，以阻止英国海军进入黑海。第三，俄国希望利用德国在巴尔干对付奥匈帝国。俄国和奥匈帝国在巴尔干矛盾极深，但俄国为了集中力量对抗英国并防止英奥联合，希望暂时缓和俄奥矛盾。对奥匈帝国有重要影响的德国就成了不可缺少的中间人。1885年爆发保加利亚危机后，俄奥矛盾进一步加剧，俄国更极为希望在保加利亚问题上得到德国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