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防止法俄结盟是德国最基本的对外方针之一，法俄关系的疏远便成为法俄各自获得德国帮助的必要代价。事实上，在某些场合有意疏远对方，还正好是俄法两国取悦于德国的一张牌。俄国恰恰于1879和1886年两次召回大使，除国内政治的原因外，还与国际形势密切相关：一次是俄国急于修复德俄关系，一次是俄国需要德国支持其保加利亚政策。
    第三，法俄两国社会制度的对立和国内阶级斗争进一步加剧，也是影响法俄关系的重要因素
    1878～1886年正值法国资产阶级共和派刚刚建立起自己的独占统治和共和政体逐步确立时期，其间充满了复辟与反复辟、资产阶级温和共和派与激进共和派、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间的尖锐斗争。俄土战争充分暴露了沙皇专制的腐朽，在俄国引起了激烈的反专制斗争。农民起义、大学学潮此起彼伏，民意党组织了十几次暗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行动并终于在1881年3月得手。因此，70年代末到80年代，俄国进入了一个政治统治更加反动、专制的时期。由此，法俄两国社会制度的对立更加加剧了。吉尔斯1886年公开地说：“全世界都知道，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对法国共和政体由衷地抱有鄙视和厌恶态度。”（17）
    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和社会制度的对立势必影响法俄两国的关系，因为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是服务于巩固统治者在国内的地位。俄国两次召回大使事件都发生在弗雷西内任法国总理期间，尽管在这两个时期他本人都想改善与俄国的关系，但资产阶级激进派和工人阶级的压力迫使他不得不释放对沙皇专制构成威胁的所谓“罪犯”，否则，首先他自己可能就得下台，同时，必然会对资产阶级温和共和派的统治和共和政体的巩固产生不良影响。这一时期俄国比以往更加强调以巩固沙皇专制作为对外政策的出发点。俄国加入三皇同盟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联合君主制的德国、奥匈帝国共同对抗资产阶级自由思潮和共和政体。不仅亲德的吉尔斯等需要德国的君主制，就连以反对德国、鼓吹法俄联合著称的极端的泛斯拉夫主义者卡特科夫在80年代前半期（俄德政治、经济关系尚未恶化）也“有时情愿地、坦率地极力颂扬俾斯麦，极力赞扬他的对内政策”，因为“其反动性对于卡特科夫的心思来说是亲切的。”（18）可见俄国统治阶级对维系沙皇专制的关注程度。在这种背景下，俄国对法国采取的任何可能不利于俄国反动统治的举动都绝对不能容忍，必然要不惜以恶化两国关系的代价予以反击。
    总而言之，法俄两国关系冷淡的主要原因是俄法统治阶级对内对外政策的需要和法德关系的缓和。一些中国和苏联的论著过分强调俾斯麦挑拨离间的作用，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三
    法俄两国关系的疏远对法俄双方和国际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
    它使法国获得了8年的安宁，有利于国力的恢复和发展。它为法国放手推行扩张政策提供了安全保障并使其得到了德国的支持。例如：夺取突尼斯的过程始终得到了德国的鼓励；1879年德国在埃及财政共管制度问题上采取了有利于法国的立场；1880年2月， 俾斯麦向法国保证将给法国在整个近东和地中海地区的特权以完全的支持；在1880年6月关于摩洛哥问题的马德里会议上，德国的代表又全力支持了法国；在1884～1885年柏林会议上，德法两国在争夺刚果河流域等一系列问题上共同与英、葡对抗。因此，法国在这一时期海外扩张成果甚丰：把突尼斯、越南变成了保护国，确立了对塞内加尔河上游和尼日尔河上游左岸全部土地的殖民统治，在刚果河流域、马达加斯加、非洲之角的奥博克（今吉布堤）都建立了殖民地。
    俄国用疏远法国换来了与德国重建紧密联系。它使俄国能在80年代发生世界性农业危机的情况下继续占有德国这个最大的农产品市场并从德国获得大量贷款和重工业品。由于德国的调解，暂时缓和了俄奥在近东的矛盾，恢复了三皇同盟，从而使俄国摆脱了柏林会议以来的孤立状态并且离间了英奥关系，俄国得以集中力量在中亚扩张和与英国对抗。俄国对海峡通过规则的解释获得了德、奥的支持，这为俄国黑海沿岸的安全提供了某种保障。英国在英俄阿富汗冲突期间之所以不能从黑海方向打击俄国，主要原因就是德国在俄国的要求下联合其它大国援引俄国的解释对土耳其施加了压力，促使后者恪守封锁海峡的原则，使英国军舰不能驶入黑海。亲近德国疏远法国的政策有力地帮助了俄国征服土库曼、向波斯渗透、侵占中国新疆领土的成功。
    但相互疏远的政策也给法俄两国的外交带来某些消极作用。最主要的是不能携手共同对付英国，因为英国是70～80年代法俄唯一共同的殖民竞争对手。英国1882年侵占埃及是法国对外政策的一大失败。如果法俄两国在埃及问题上有所合作，既便仍不能阻止英国独自占领埃及，也无疑会削弱英国后来在埃及的行动自由，例如迫使英国像它自己承诺的那样尽早从埃及撤军。这是因为，80年代俄国在土耳其的影响逞增长趋势，法国可以通过俄国影响埃及的宗主国土耳其，使土耳其在埃及给英国制造麻烦。英国占领埃及后，“其战略地位是坚强的，但在道义上的地位是不稳固的”，“如果所有大陆强国都对他们投反对票的话”，英国“在道义上将处于窘境”，（19）既便只是法俄两国的同声谴责，也会削弱英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在保加利亚危机中，俄国面对着奥英两国的共同反对，没有充分利用法国的支持，而把全部希望寄托于德国身上，而德国偏袒奥匈，使俄国的保加利亚政策完全失败。
    德国一向十分担心法国对德复仇和出现法俄或法英奥反德同盟，法俄关系的冷淡暂时地消除了这一切可能性，为德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法俄关系的疏远使俾斯麦能更自由地利用甚至加剧大国间的矛盾，充当国际冲突的仲裁人，从而大大加强了德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并且建构起复杂的由德国支配的同盟体系，以此为德国争霸欧洲和殖民扩张活动服务。例如：德国与奥匈结成同盟，同时又不明确反对俄国向巴尔干扩张，然后通过三皇同盟使自己成了俄奥争夺巴尔干的调停人，从而使俄国和奥匈的外交受制于德国；德国同时鼓奖法国和意大利在北非的殖民活动，加剧了法意矛盾，然后吸收意大利参加三国同盟，进而把意大利控制在自己手中，同时把法国排斥在同盟体系之外，由此使法国阻止德国称霸欧洲的作用进一步被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