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492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对他的研究，经久不衰。其实质也就是对人类两个世界文明汇合这一伟大历史契机的研究。遗憾的是，五百年过去，人们喋喋不休，文章连篇累牍，可对事件实质的揭示却裹足不前，今年恰逢哥伦布发现美洲五百周年纪念。在众多热情洋溢的赞美声中，发几句不合时宜的议论，讨教大方，也是一种纪念吧。
    长期以来，研究历史无外乎两大趋势。一种是明察秋毫，从细微考证入手，蛛丝马迹，翰海觅踪，求个事物的水落石出；一种是宏观而梳，从历史规律着眼，高屋建瓴，纲举目张，追求事件的来龙去脉。这两大趋势都有其合理性。当然，它们也都存在片面性。于是人们用辩证的方法将二者结合起来，谓之“史论结合”。这确实是历史研究中的科学方法。事实上，在历史科学中，谁也不能将它们二者截然分开的，也难分出个彼此轻重。史实都没搞清，谈什么规律；史实全清楚了，不揭示规律，又有什么用？二者都重要，但又绝对不得。它们各自的重要只能在一定的时间、空间中体现出来。这就是辩证法的运动规律。违背了这个规律，真理就超出了她不该迈过的一步。两条奠基历史研究的大路就会变成两个陷井密布的误区。哥伦布研究就未能逃此不幸。
    这里先说说对哥伦布经历史实的研究变为繁琐的考证。哥伦布生前是个浪迹天涯的游子，一生疑点甚多。发现美洲曾使他出人头地了好一阵，但很快他就被社会抛弃了，不名一文地死去。他的一生就更成为后来研究者心目中的神秘迷宫。关于他的资料，在不断的发掘中颇为繁多。而对这些资料的研究，则出现了一种不正常的情形。那就是沉溺入繁琐考证。其热点主要集中在哥伦布出生的日期与地点，哥伦布的家族，哥伦布的长像，哥伦布的丧葬地点等。甚至连哥伦布第一次航行登陆地点的研究也被卷入这种歧途。比如哥伦布是什么地方的人，就是一个困扰史学界几百年悬而未决的问题。人们花了大量的精力，其结果还是众说纷纭。有热那亚说，有意大利说，有西班牙说，有葡萄牙说，甚至法国、瑞士、英国、希腊、德国等说法都有，莫衷一是。对他的出身和名字就更加神秘了①。考证一个历史人物的生活细节。也许对我们详细了解他个人有帮助，但花几百年时间来考证这些，这对了解与他所联系的伟大历史事件的规律性又有多大程度的意义呢？就象有人说的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玄武门之变”，已经考证出当时秦王李世民穿的是什么衣服，衣服上钉的是什么扣结，这对“玄武门之变”的性质又有何意义，对此后大唐昌盛又有什么影响？若是说，哥伦布的出生地点、家族背景和丧葬的繁琐考证是出于美洲发现带来的一系列优惠待遇或奖励措施所引起的一些恶作剧的话——确实，由于对特许权的继承问题的非法要求，自称哥伦布后裔的人比比皆是，那么小市民的虚荣心和好奇心以及商品意识也是引向歧途的原因之一。争得一个哥伦布出生地的殊荣，不仅市民脸上有光，而且因旅游可给市民带来一笔可观的收益。谁不想认这么一个“赵公元帅”作祖宗？饭后茶余，这位祖宗的尊容也成了市民猎奇的对象。于是又一个长达数百年的马拉松争论开始了。直至今天，还有人在宣布又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②即“重新发现了一幅15世纪哥伦布”的肖像。并说这幅油画像使哥伦布看上去不象通常所画的肖像那样魁梧，有一对深陷的蓝眼睛、红头发，颧骨突出，鹰钩高鼻梁。而且留的头发也是向下鬈的齐肩发型而不是以前见到的那种满头卷发。
    哥伦布学某些研究被市民文化化而成为市侩史学不足为奇，但那些严谨的史学家在严肃的研究领域也落入这种磁场圈就太不应该了。比如。哥伦布第一个登陆地点的争论，就是一个难解的结。经过一场喋喋不休的争论，毛里森以权威的口吻宣布他的圣萨尔瓦多岛说“不再有任何疑问”“问题已完全解决。”③但从本世纪80年代起，约翰·帕克向“圣萨尔瓦多说”提出了新的挑战。宣布“整个登陆点的争论将重新开始”④。于是史学家们动用最新式的手段，联合航海家、考古学家、海船船长、艺术家、电子计算机程序设计师、制图专家、地理学专家、海洋学专家，人类学专家、气象学专家、民俗学专家等，浩浩荡荡开进这个阵地。有的埋头于哥伦布的《航海日志》逐字逐句跟着哥伦布航行，有的则干脆乘风挂帆亲身体验，有的则在计算机上反复模拟试验。穷多少年的精力、人力和科学智慧，其结果，从巴哈马群岛最东南至西北长达400英里的弧线中，除了最西北几座岛屿外， 几乎所有巴哈马群岛都涉及了。特别是圣萨尔瓦多岛说、萨马纳礁岛说、大特克岛说、卡特岛说都是重复一下数百年的争论而已。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舍本求末的研究方向。
    历史研究作为人文学它总要带上人的情绪，带上感情色彩；作为一门党性很强的学说，它必须反映一定阶级的观点和立场；而作为一门科学来说，它又不能以个人感情和朴素的阶级感情来取代。这看来矛盾，其实不然。无产阶级的唯物史观就是主张实事求是，使历史学成为科学，将阶级立场、感情通过每个有血有肉、有个人情感的史学家统一到科学的基础上。这本来不成问题。可现实却又并不这么简单。个人感情因素始终是将史学家们引入歧途的导游小姐。这种现象在哥伦布人物评价中就非常典型。且不说几百年来世界上对哥伦布评价没有跳出这个怪圈，就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统帅研究自居的我国当代史学界也一样没有超脱。比如，1977年《历史研究》第1期发表严中平先生“殖民主义海盗哥伦布”一文后，就引起了一场热烈的争论。首先是朱寰先生在《世界历史》1979年第2期上发表了“应该怎样评价哥伦布——与严中平同志商榷”。序幕一经揭开，严中平立即在《世界历史》1979年第4期上予以反驳。朱先生没被驳服，又于1981年在《东北师大学报》第2期发表“再论哥伦布的评价问题——与严中平同志再商榷”，严先生仍未被商榷通，于1981年12月又写下了“关于哥伦布的评价问题再答朱寰同志”在他1984年出版的《老殖民主义史话》一书的附录上刊出。并注明此文当年因东师大学报拒发而附在此书之后。这场论争若从1977年算起，到1984年双方鸣金收兵，长达七八年。除了严、宋两位先生的论文往来外，各学术会议、讲学场所也是唇枪舌剑，热闹了好一回。不能不说是我国世界史研究领域中的一个好事，对增强世界史学中的争鸣气氛起了推动作用。但遗憾的是，这场论争中个人感情因素在某些方面超出了科学的精神。使这场论争最后没什么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