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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否可以把思路放远一点，把美洲发现的渐进过程拉长一些。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历史就是一部交往的历史。马克思说过：“某一个地方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失传，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14）人类之所以能从血缘家庭走向氏族社会，从原始社会走向文明社会，其发展的动力就在于交往，尤其是文明社会，发展之迅速就是在于交往的不断在加强。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各个互相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个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愈来愈大的成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我们在研究哥伦布发现美洲时，也应该从人类发展动力——“交往”这个角度切入。进入文明社会以后，人类就为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积极主动地将交往扩展到更远乃至心目中的全世界。于是在公元前6世纪， 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就提出了地圆说。虽然他此说当时并无科学依据，但他这种一反传统的那种将地球边缘看作是不可涉足的深渊的观点本身就是人类扩大交往意识的突破性发展。到公元前4世纪，亚里斯多德第一个有说服力地论证了“地圆说”。要说西欧人是最先在理论上为全球性的交往作出了贡献的话，那么中国人、印度人、阿拉伯人则是最先在实践上为全球性的交往铺奠了路基。其中以中国人开辟的丝绸之路，意义最为深远。我们完全可以将其与哥伦布发现美洲同视为人类交往与发展链上的两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主要环节。将它们进行比较研究，找出它们之间的联系，找出人类发展的共同规律。从性质上讲，它们都是人类生产发展的产物，都是交往这个推动力作用下的伟大实践。从历史作用上看，它们都是不同文化圈的互相交融、碰撞、吸收和影响；都推动了世界格局的大变化；作为人类交往的最主要环节，它们都将社会的发展推向了一个质的飞跃。前者开创了世界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发展的时代；后者则开创了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时代。也许作为现代人，我们更感受到后者的巨大历史影响。殊不知，前者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它的影响也许是更伟大、影响更深远。从匈奴西迁引起的一系列民族大迁徒到西欧奴隶制的崩溃，再到中世纪一千多年西方回过头来与东方交往无不是在它的旗帜下进行的。可以说，没有丝绸之路的开辟就没有后来地理发现的历史。这就是人类交往的历史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