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封建主还采取过一些其它措施来达到同样的目的。1200年，国王约翰在授予邓威切市的特许状中曾提及如下两项特权，第一，除国王派出的巡回法官外，郡法庭和百户区法庭均不得对该市市民提出诉讼；第二，市民有权在国内他们所希望的任何地方自由地为其子女寻找配偶，在朋友的提议下，寡妇亦可照此办理；市民有权在其希望的任何时候，按自己的愿望赠送、出售或处理他们自己的地产和房产。⑧第一项特权与前述“一年零一天”之类的规定有异曲同工之妙，最大受益者仍然是逃亡至城市的农奴。因为据亨利二世的司法改革，唯有自由民才有权越过领主法庭，直接向王室法庭或国王派出的巡回法官申诉，农奴无此权利。然而根据这项特权，该市市民皆属巡回法官的审理对象之列，事实上就是承认了该市所有市民的自由人身份，当然也包括了由逃亡农奴转化而来的市民。这部分农奴由此摆脱了领主的司法管辖权，改变了自己的法律身份，从而能够长期而合法地居住于城市。第二项特权则是对第一项特权的补充。根据中世纪的法律，农奴被视为主人的财产，毫无人身自由可言，一份英国12世纪的文件谈及农奴（维兰）时曾这样说：“按照这个国家的习惯，维兰不仅可以由其主人从这一份转至另一份地，而且他的人身也可以出售或用其它办法处置，因为他本身及其为主人耕种的土地均被视为领主自营地的一部分。”⑨所以他们对自己及子女的婚姻和财产处理等都受到种种限制。基于这项特权，原为逃亡农奴的该市市民在这方面都获得了自主权，与自由民无异。由此可见，该特许状进一步肯定了他们与农奴的区别及作为自由人的法律地位。
    从根本上说，社会经济的变化及逃亡农奴自身的抗争是促使其法律地位转变的最重要因素，其他任何人都不可能成为农奴的救世主。但是因此而完全否定部分封建主为了自己的利益，曾颁布过一些保护逃亡农奴，并取得了一定实效的法令，也是不科学的。对于正在形成中的和形成之初的城市来说，保护逃亡农奴的法令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因为没有一定数量的居民，就无以形成城市和城市市场；大量市民的突然流失，如重新恢复农奴身份等，城市经济便将土崩瓦解，城市也就不成为其城市了，所以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保护逃亡农奴是决定中世纪城市兴起和发展的关键。相对其它措施而言，这种“一年零一天”之类的规定，是英国封建主参与中世纪城市复兴的最具决定意义的手段。
    国内不少著述都引用马克思的一段话，肯定西欧中世纪城市是“由获得自由的农奴重新建立起来的”。其实这种说法是片面理解了马克思的原意，马克思的原话如下：“在那些中世纪时代不是从过去历史中现成地继承下来的、而是由获得自由的农奴重新建立起来的城市里，每个人的唯一财产，除开他随身带来的那一点点资本（几乎全是最必需的手工劳动工具）之外，就只有他的特殊劳动……”⑩根据这一论述，可以明确地判明两点。其一，“由获得自由的农奴重新建立起来的”城市，只占西欧中世纪城市的一部分，另一定语，即“在那些中世纪时代不是从过去历史中现成地继承下来的”，已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据此还可推断，西欧中世纪城市还有一部分是从过去历史中现成地继承下来的，它们肯定不是由农奴建立的，因为那时还没有农奴。把马克思对部分西欧中世纪城市特征的概括视为对整体特征的描述，显然是不妥当的。其二，马克思称一部分西欧中世纪城市是“由获得自由的农奴重新建立起来的”，仅仅是对城市建设中的具体劳动而言，并非指城市兴起的所有方面。因此而否定封建主在中世纪城市建立过程中的作用也是不妥当的。强调封建主阶级在这一过程中作用，是因为迄今为止不少人对此尚无足够的认识，这将有碍于英国中世纪城市历史的深入研究。
    二商品经济的巨大吸引力，是推动英国各级教俗封建主投身于中世纪城市复兴的主要原因。10世纪以后，英国基本上为自然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日见频繁的城内外商品交换，将许多封建主从未见识过的、且质量相对上乘而庄园手工业者又无法提供的产品展现在他们的眼前，极度地刺激了他们贪婪的欲望。然而这时封建主的主要剥削手段仍然是劳役地租和实物地租，货币收入相当有限，更兼挥霍无度，所以他们大多阮囊羞涩，根本没有可能筹措大笔现款来进行购买。任何能增加现金收入的机会都会对他们产生极大的诱惑。亨利一世乃威廉一世和玛蒂尔达之子，他虽然不曾从父亲那里得到土地，但却获得了一笔巨款--5000磅银子。当其得知这一决定后，即置老父于病榻而不顾，匆匆赶往国库，以监视银子的过磅（11）。
    不少封建主还视对外侵略掠夺为达到目的的途径。正因为如此，1095年教皇乌尔班二世在克勒芒宗教会议上除了大肆鼓吹宗教仇恨外，还竭力宣扬东方的富足：“这边所有的不过是忧愁和贫困，那一边有的是欢乐和丰足……”以色列“遍地流奶与蜜。耶路撒冷是大地的中心，其肥沃和丰富高于一切土地之上，是另一个充满欢娱快乐的天堂。”（12）众多英国封建主就是在暴富梦的驱使下，踏上了十字军东征的道路，甚至连英王狮心理查也于1189年亲自挥军，渡海东进。其发财主心切，由此可见一斑。除了劫掠和加强剥削以外，封建主们还把兴建或复兴城市也看作开辟新财源，特别是现金货币来源的重要途径，他们期望以此招徕手工业者和商人，发展商品生产，活跃经济，进而从中获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