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这种战斗与改变他人宗教信仰的精神在其他欧亚人中是不存在的。就穆斯林用剑来征服遥远的疆土而言，他们确实是好斗的。但整个说来，他并不介意其臣民的宗教信仰。他们更感兴趣的通常是臣民们缴纳贡税，而不是接受伊斯兰教。同样，在印度以外地区，佛教之被接受，更多地是由于印度文化通过和平的旅行者与移民逐步得到扩散，而不是由于精心安排传道工作的结果。佛教不是依靠武力，而是依靠它的教义和教规得到传播的。
    在宗教问题上，中国人或许最不讲教条。早期去中国的基督教传教士，对于他们所看到的“你信你的、我信我的”态度，无不感到惊奇。传教士们获得传播福音的自由。对此，他们真是受宠若惊。1582至1610年间居住在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马特奥·里西（Matteo Ricci）对于中国人在宗教上的宽容以及战斗与好胜精神的缺乏，表示惊奇。马特奥·里西说：“虽然，他们有着一支装备精良的陆军和海军，可以轻而易举地征服邻国，但皇帝及其臣民都不曾想到要发动侵略战争。他们很满足于现状，没有征服野心。就此而言，他们与欧洲人大相径庭，后者对于自己的政府常常不满，而对于别人所享有的，常想据为己有……”
    思想上的新视野
    西欧思想史上的扩张背景，与宗教上的背景相比，不那么明显。所谓“文艺复兴的萌动”意味着个人主义与世俗主义的成长。神学和教士所控制的生活受到了挑战，并最终为新的道德观和社会价值观所替代。关于人本身的新观念--即对人的尊严和创造力的新观念逐渐产生。人无需因面临来世的神明判决而忧心忡忡，人所要致力的就是发展其内在的潜力，首先是发展思考力。
    显然，对于人本身及其能力的新的重视，比之于先前的中世纪观念，更有助于海外扩张。另一方面，这一点易于夸大而需严加限制。事实上，文艺复兴的欧洲来不是讲求科学的。一些领袖人物更多地倾向于唯美与哲理而不是客观与持怀疑态度。他们程度不同地保持着某些中世纪的思想方式，始终赞赏与相信荒诞不经的东西。他们继续相信可把其它金属变为黄金的点金术，仍然相信星占学，并把它和天文学混为一谈。
    伊比利亚向海外扩张的先驱者肯定不是文艺复兴派人物。例如，“航海家”亨利王子，同代人将他形容为一个古板、虔诚而有骑士气息的苦行主义者，而不是人文主义者。他虽是海员和制图员的慷慨的赞助人，但他对学术与艺术却并无志趣。一位著名的欧洲扩张问题的史学家说：“不管对文艺复兴下什么样的定义，早期探险的过程是独立地开始的，带有中世纪的动机与设想。亨利王子和他的船长们主要是中世纪人物。甚至哥伦布也是主要在中世纪传统的思想状况下从事其著名的冒险事业的。”
    因此，“思想上的新视野”对1500年以前欧洲扩张的起源并不能给予更多的说明，而更能说明1600年后的扩张中它所起的推动作用以及它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后者本身就具有重大意义。事实上，西欧确实有过思想上的萌动，它在欧亚大陆的其余部分是无双的。这是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区别。
    在中国，儒教继续统治着社会。它尊重长者胜于青年，重视过去胜于现在，重视既有权威胜于创新，这种风气成为全面维护现状的无可匹敌的工具。它所造成的奉命维谨与维护正统的气氛，排除了思想上持续发展的可能性。这种情况有助于说明为什么中国在技术上落后于西方的原因，尽管中国最初在发明造纸、印刷、火药和指南针方面有过辉煌的成就。这些早期的发明并未继之形成一整套的科学原理。在欧亚大陆的其余部分，情形大致相仿。土耳其人就沉溺于宗教蒙昧主义，其它非西欧人也是如此，他们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而具有新知识的基督教异教徒最终不但成了新世界，也成了伊斯兰和儒教这些老帝国的主宰。
    经济增长的因素
    西欧向海外扩张的一个无可置疑的显著因素是这个地区在中世纪期间引人注目的经济增长。这个地区经济力量的蓬勃发展及其所具有的活力，使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事有可能获得大规模的响应，与之相比，对北欧海盗远征的反应微不足道，也是毫无结果的。应当看到，中世纪期间， 欧洲经济的增长并不是毫无间断的。在900到1300年之间，它有过持续的增长，但接着在14世纪陷于萧条，这是一系列的因素造成的。1400年后不久，才告复苏。从那时起，总的说来欧洲经济是上升趋势。
    人们所没有充分认识的一点是，东欧在中世纪中为西欧起过缓冲作用，从而为后者的发展作了很大的贡献。这也是中欧与西欧在10到14世纪期间人口增长50％的部分原因。这个增长率在当时是世界任何地区都没有的。人口的剧增刺激了农业的改进，以支持人口的增长，而食物供应的增加又使人口的进一步增长成为可能。
    欧洲农业生产的增长是通过两个途径取得的。一是通过精耕细作--即通过耕作方法的改进而取得的。它也是通过粗放，即通过开垦前此未耕种的地区而取得的。欧洲的农民川流不息地涌向那些未开垦的空地。他们不仅开垦周围的荒地，而且向东移民至东欧和南欧人口稀少的广大地区。正如美国有过直达太平洋沿岸的西进运动，欧洲也有过直达俄国边境的东进运动。例如，1350年时，西里西亚（Silesia）就有1500个新拓居地，有15万至20万的移民在那里进行耕种。
    边疆的召唤削弱了农奴制的束缚。一旦人们得知，在东方可以得到廉价的土地与个人自由，旧有的束缚与苛捐杂税就难以无限期地继续下去。农奴主不得不放松要求，否则就要冒农民们逃跑的危险。西方的农民当时已变得、而且一直是相当自由，虽然农民所受束缚要到18世纪法国大革命才最终解除。农奴制的削弱是欧洲扩张的一个先决条件。它开创了一个更为流动的社会，从而可以积累资本，为探险、出征与殖民提供必需的组织与自由的人力。在欧洲国家中，各国海外事业所获成功程度的大小，与摆脱封建束缚所获自由程度成正比，绝非偶然。
    人口与农业的增长促进了商业与城市的相应发展，在波罗的海沿岸尤其如此。这种经济增长极其重要。它意味着西北欧开始兴起，这一趋势以后帮助英国和荷兰在全球范围内超过西班牙与葡萄牙。
    商业的发展不仅见于欧洲内部，也见于欧洲与外部世界之间。商业关系的扩展与加强影响重大。欧洲经济变为面向国际贸易，其程度之大远胜于相对自给自足的东方帝国的经济。欧洲的消费者和生产者都变得习惯和依赖于外国商品和外国市场。商业活动的规模也随着人口的增长而扩大。这种人口上的压力，加上国与国以及城邦之间的竞争的激烈，驱使商人们去寻找新的资源、新的航线与新的市场。欧洲人的竞争意识与同代的中国人完全为了非经济目的而远征重洋相比，有着很大的区别。由于对贸易很不感兴趣，中国人把长颈鹿之类的稀世珍宝带回其自给自足的故国，以供皇帝玩赏。由于地理上显而易见的原因，欧洲远不是自给自足的，而是迫切需要香料以及其它外国产品。这种需要加上经济活动的蓬勃开展与充满活力，最终推动欧洲船舶航行四海，欧洲的商人来到各个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