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西和英格兰君主的新力量大多来自他们与新兴的商人阶级的非正式的结盟关系。这些自由民向国王提供财政支援，作为报答，他们在封建领主无休止的战争与强征勒索中受到保护。随着各国君主在力量与组织上的增强，他们在动员人力与物力用于海外事业上作了重大的贡献。他们终止了那些各自拥有海关、法律、度量衡与货币的自行其是的地方自治政权。各国君主也维持了比较尽责而能支持工匠乃至整个行业的法庭。也正是这些君主给合股公司颁发了特许状，并在必要时以皇家海军来支持它们。
    伊比利亚的首批海外企业是王室庇护与鼓励的直接结果。正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王室为哥伦布和伽马的成就提供了必要的支持。英国和法国的王室稍后即随之效法，而在兴趣与支持程度上也不相上下。实际上，在西北欧，商人与君主之间的关系要比在伊比利亚半岛更为密切。特别是在西班牙，反穆斯林的长期斗争把君主结合在一起，少数大城市则倾向于反对两者而谋求完全自治。相比之下，在西北欧，商人阶级逐渐赢得了社会地位，也赢得了国家的支持，这在欧亚的其他部分是不可比拟的。
    例如，在中国和印度，商人低人一等，被人讨厌；而在西北欧，商人是有身份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财富与政治权力与日俱增。因此，在任何东方帝国内，商人没有机会上升到权力地位。在中国，政府是由士来掌管的；在日本是军人掌权；在马来与印度的拉其普特邦，是由当地贵族统治，而没有任何地方由商人统治。
    没有任何地方，而只有在西北欧，商人不断在经济上以及政治上取得权力。在那里，他们成了伦敦市长，德意志帝国自由城邦的参仪员。这样的社会地位与政治关系意味着商业利益和海外事业得到更多的考虑，与更为一贯的支持。
    西欧崛起的前夕
    对照中国明朝年间著名的海外远征的光荣历史，西欧的利益、组织和传统的独一无二的错综复杂情况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就显得更为突出。1405至1433年间，在郑和大太监的率领下，中国进行了7次探险活动。就其规模与成就而言，这些远征是惊人的。第一次远征由62艘船组成，载人28000名，船只平均宽180英尺，长370英尺。最大的宽180英尺，长444英尺。与哥伦布的长120英尺、宽25 英尺的小旗舰“圣玛丽亚”号相比，郑和的船只是名符其实的海上宫殿。而“圣玛丽亚”号还比其它两艘船--“平塔”号和“尼纳”号大两倍。中国人的远征，其规模与成绩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他们驶经东南亚，到达印度；有的远抵亚丁和波斯湾的顶端，个别船只进入了非洲东海岸的港口。需要提及的是，当时葡萄牙才刚刚开始摸索着去非洲东海岸的航行，直到1445年才到达佛得角。
    然而，中国人这些惊人的远征都在1433年由于皇帝的一道诏书而突然中止。远征为何中止，一直是个谜，就如当初它为何开始也是个谜一样。不过，有意思的是，这样的中止在欧洲是完全不可想象的。象中国那样可以、而且曾经颁布过约束整个版图的命令的皇帝，在欧洲是没有的。相反。欧洲各国有的是在海外事业上相互匹敌的君主，不存在什么能阻止他们这样做的王权。与中国恰好相反的情况形成对照，西北欧商人所拥有的政治权力与社会地位，使任何禁止海外事业的禁令，没有贯彻的可能性。尤有甚者，欧洲有与外部世界贸易的传统，它对外国产品的实实在在的需求与强烈的要求，这在中国是根本没有的。
    总之，欧洲有种具有推动作用的活力--一种追求利润的欲望与机遇，一个有可能实现这种欲望的社会与组织机构。像明朝那种无来由的、显然出于非商业理由的远征；其组织与领导是朝廷的太监，而不是合股公司，带回来的是供王室玩赏的斑马、鸵鸟与长颈鹿，而不是供应国内市场的有利可图的货物；然后又因天朝圣者而完全地、无可挽回地予以中止，这在欧洲是不可思议的。当时的西欧所有的向外扩张的活力--它的宗技上的动力、知识界的萌动、经济上的活力、教术上的进步，以及那能有效动员这些人力、物力的各国君主，都是独一无二的。
    （摘自美《1500年后的世界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