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智史学（intellectual history）作为一门主要研究人类心智活动或精神交往活动以及由此推动的人类心智能力发展的史学分支学科，在西方经历了80多年的发展过程。在这80年间，西方心智史学在对人类心智活动及其发展规律的探讨中形成了各种不同的研究趋势或学派，使当代西方心智史学呈现出山头林立、派系迭起的局面。西方史学家围绕心智史学的定义问题所展开的激烈争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不同派系之争的一个缩影①。笔者认为：尽管西方心智史学研究趋势或学派的划分极为错综复杂，但是从整个西方心智史学的发展历程来看，当代西方心智史学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两大趋势。本文着重谈谈这两大趋势的主要界标、发展特点、演变过程以及我们从中得到的启迪和反思。
    一
    西方史学家也承认当代西方心智史学存在着两大趋势，但他们主要从方法论角度出发，把整个西方心智史学划分为内向分析（intcrnal analysis ）和外向分析（cxtcrnal analysis）两大趋势或学派。所谓内向分析派又称历史主义心智史学派，他们继承了19世纪历史主义传统，认为精神现象与物质现象不同，需要采用特殊的内向方法（internal approach）加以研究，没有必要结合外在的环境进行考察。所谓外向分析派又称社会心智史学派，他们受到了19世纪唯物主义的影响，认为精神现象与物质现象有密切的联系，否认“观念需要特殊的研究方法”，主张把观念与外在的社会环境结合起来加以考察。②
    克里格（L·Krieger）在《心智史学的独立地位》一文中系统地提出了这种划分法。他认为：本世纪以来，西方心智史学共有五个学派，它们又都可以纳入历史主义心智史学派和社会心智史学派。他写道：“这五个学派包括：第一是德国和意大利的历史主义学派，以狄尔泰（Dilthey）、克罗齐（Croce）、卡西里尔（Cassirer）、梅涅克（Meinecke）和安东尼（Antoni）等历史哲学家和哲学史学家相互混杂为特征；第二是社会心智史学派，以布洛赫（Bloch）、费弗尔（Febvre）和《年鉴》杂志为中心；第三和第四个学派可以看作是上述两个学派在美国的对应派别，即洛夫乔伊（Lovejoy）和博厄斯（Boas）的观念史学派与鲁宾逊（Robinson）、贝克尔（Becker）和比尔德（Beard）的新史学派；第五个学派包括各种各样的哲学史学家、艺术史学家、政治科学理论史学家和理论家，如伯里（Bury）、巴克（Barkcr）、兰德尔（Randall）、萨拜因（Sabine）、奥尔巴克（Auerbach）、莫纳特（Mornet）、豪泽（Hauser）和拉斯基（Laski）等人，他们使自己的专题适应于历史研究的新标准。从我们的目的出发，最后这个学派也可以划分为历史主义学派和社会心智史学派”③。在克里格看来，这两大趋势或学派在方法论上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注重“借鉴哲学”，后者注重“借鉴社会科学”；前者“采用仅适用于某种观念的方法”，后者采用“适用于一切社会历史事物的方法”；前者把“观念领域”与“社会行为领域”割裂开来，后者把这两个领域联系起来④。他认为：这两大趋势或学派虽然后来发生了种种变化，但“至今仍然是当代西方心智史学发展的基础”⑤。
    其他一些西方史学家也持有类似的观点，只是他们对内向分析派与外向分析派的具体内涵的看法有所不同。康金（P·K·Conkin）指出：所谓内向分析是指那种“狭义的、分析性的观念史”，所谓外向分析是指那种“广义的、背景丰富的、综合性的心智史”⑥。海厄姆（J.Higham）则认为，内向分析是适合于研究心智精英的“人文主义方法”，外向分析是适合于研究大众思想的“社会科学方法”。他说：“人文主义者的内向分析主要适用于研究心智精英，还没有扩展到大众思想的广阔领域。社会科学家的生硬的外向方法使我们更接近于大多数人的群体忠诚和意向”⑦。现在，这种从方法论角度把当代西方心智史学划分为内向分析与外向分析两大趋势或学派的观点在西方史坛颇有影响，得到了多数西方史学家的认可。
    然而，这种观点由于只偏重方法论的区别，所以存在许多缺陷和自相矛盾之处，不能真实反映当代西方心智史学发展的主要趋势及其演变。
    实际上，最能反映当代西方心智史学主要趋势演变的并不是方法论的区别，而是本体论的差异。本世纪中期，西方心智史学发生了一次本体论上的重大突破。这一本体论问题就是：人类心智活动的主体和心智史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少数心智精英，还是广大普通群众。在此以前，西方心智史学始终把着眼点放在少数心智精英的思想体系和观念上，很少顾及普通群众的心智活动，欧美各国无一例外。然而，自本世纪中期起，法国开创的精神状态史学在西方史坛上异军突起，日益把着眼点转向了普通群众的心智活动，从而构成了对以心智精英为中心的旧心智史学的严重挑战。自此之后，西方心智史学的面貌全部改观，划分出截然不同的两大趋势。
    这一本体论上的重大突破对当代西方心智史学的发展具有深刻影响。它使西方史学家对心智史学的传统定义、对象和任务产生了怀疑，要求对此重下界说。于是，旧心智史学与新心智史学的提法在二战后的西方心智史学评论文章中屡屡出现，旧心智史学的危机与新心智史学的兴起已成为西方史坛有目共睹的事实。我在《谈谈心智史学的定义问题》一文中所介绍的西方史学家对心智史学的定义所持的第三、第四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一事实的反映。尤其是持第四种观点的学者，他们要求心智史学突破心智精英明确表述出来的思想体系和观念的狭小范围，把普通人民未明确表述出来的信念、看法、假想和群体精神状态也当作自己的研究对象。这种观点所以能在当今西方史坛占支配地位，恰恰就在于它顺应了当代西方心智史学发展的大潮。据此我认为：从总体上看，当代西方心智史学可以按研究主题的不同而划分为旧心智史学与新心智史学两大趋势。旧心智史学以少数心智精英为中心，以个别思想家明确表述出来的思想体系和观念为研究重点；新心智史学以广大普通人民为中心，以一定群体未明确表述出来的精神状态为研究重点。
    需要指出：旧心智史学并没有因为新心智史学的兴起而消失，它至今仍然在西方各国史坛占有重要地位，并且不断地发展着。旧心智史学与新心智史学两大趋势的并存，是当代西方心智史学的一个最鲜明特点。一些西方史学家现在也认识到了这一点。1979年，海厄姆在为《美国心智史学的新趋势》一书所写的序言中，就指出了这两大趋势的并存及其区别。他说：“这两大趋势的根本区别在于史学家所要探讨并加以说明的意识层次上。一些史学家强调研究已经明确表述出来的信念，这些信念是易于用传统方法加以解释的。另一些史学家则对于考察不大明确的意识层次感兴趣，这一层次就是法国史学家告之我们的所谓群体精神状态。我们根据这一区分编成此书：把主要论及第一种趋势的论文纳入第二编中，该编的标题是观念史；把阐述第二种趋势的论文纳入第三编中，该编的标题是文化史”⑧。虽然海厄姆对这两大趋势的特征描述得并不十分贴切，虽然他错误地把精神状态史等同于文化史，但是旧心智史学与新心智史学两大趋势的分野和并存在这里已经十分明朗了。1982年，夏蒂埃（R.Chartier）在《心智史还是社会文化史？法国道路》一文中也曾明确指出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