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域上讲，新心智史学的诞生地和主要活动中心是法国。法国史学家勒费弗尔（G.Lefebvre）和费弗尔在新心智史学的建立过程中起了开拓作用，布罗代尔创立的长时段理论进而为整个西方新心智史学奠定了基本理论框架。此后，新心智史学在法国迅速发展起来，法国日益成为整个西方新心智史学的寨主，法国在西方新心智史学中的领导地位可以从下述事实中看出：在当今西方史坛，著名的新心智史学家大都是法国人，如勒高夫（J.Lcgoff）、伏费尔（M.Vovelle）、肖努（P.Chaunu）、芒德鲁（R.Mandrou）、阿里叶斯（Ph.Arics）、费朗德兰（J.L.Flandrin）、杜比和夏蒂埃等等。
    具体说来，在法国史学家中年鉴学派对于新心智史学的建立和发展所起的作用最大。二战后，年鉴学派第三代史学家纷纷从社会经济史研究转入精神状态史研究，对群体精神状态史的一系列课题（如儿童、死亡、母亲、疾病、家庭、性、爱情和饮食等）进行了深入考察，使他们所提倡的“总体历史”日益碎化。除个别例外，上述法国新心智史学家都是年鉴学派的传人。年鉴学派的刊物《经济、社会、文明年鉴》已成为法国新心智史学家的主要论坛，年鉴学派所把持的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也成为新心智史学家的重要阵地。随着年鉴学派国际影响的日益增强，它对西方新心智史学发展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
    除年鉴学派外，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对推动新心智史学研究起了重大作用，伏费尔就是其中的一个杰出代表。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不应该把象精神态度、感情生活以及民众信仰这些历史上复杂的问题弃让给非马克思主义者。他号召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从“地窖”（社会经济）上升到“顶仓”（群体精神状态），占领这块阵地。他身体力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许多属于精神状态范围的精神现象——如对死亡的态度等——进行了富有成果的研究。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西方新心智史学的发展所起的重大作用，已成为西方史坛公认的事实。
    从时间上看，新心智史学兴起于本世纪中期，从60年代后期开始获得迅猛发展，现在大有取代旧心智史学的支配地位之势。相对旧心智史学而言，新心智史学产生的时间比较短，还很年轻，尚处在发展之中。因此，新心智史学内部虽然已有学派划分的苗头，但还不很明朗。而且新心智史学的研究范围和对象还有待于进一步厘定，就连年鉴学派大师勒高夫也承认它至今仍然是一种“模糊的历史”（13）。
    大体说来，西方新心智史学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本世纪60年代以前为第一阶段，西方新心智史学家在此阶段主要研究与群体精神状态密切相关的大众文化，书籍史研究和民众宗教信仰史研究占重要位置。本世纪60年代起为第二阶段，西方新心智史学家开始研究普通人民对日常生活的态度，如对死亡、家庭、爱情、性、婚姻、疾病的态度等等。西方家庭史学家、妇女史学家、历史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以及其他一些学科的学者纷纷跨入这一研究领域，使新心智史学越来越明显地带有跨学科性质（14）。
    西方新心智史学虽然尚不成熟，还存在许多缺陷和不足，但却表现出生机勃勃的活力。两千多年来，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人民的精神活动一直被历史学家打入了冷宫，只是在今天才第一次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新心智史学家通过考察普通群众未明确表述出来的精神状态而开拓了新的视野，为探究和解释人类心智发展规律乃至整个社会发展规律提供了一个新的要素。因此，新心智史学对西方史学家的吸引力越来越强，在西方史坛的影响越来越大，展现出广阔的发展前景。杜比曾指出，精神状态史学是法国最有影响的一个史学分支，它是各国史学家的必由之路。（15）。伏费尔也充满信心地说：我相信精神状态史是有其辉煌前景的。这是时代的需要，精神状态史表现了这个时代在它特定时期中所需要的内容。精神状态史可以证明自己是一个真正的新领域，一个已经得到开发了的领域……（16）。
    正是由于新心智史学适合时代的需要，顺应了二战后西方史学“从下往上看”的大潮，所以它才能够在当今西方史坛上占据日益显赫的地位，与旧心智史学危机重重的困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享誉国际史坛的美国史学家伊格尔斯（G.G.Iggers）在为《国际史学概览》汉译本所写的序言中写道：“众所周知，以波科克和斯金纳的著作和科塞勒克的那部概念史的著作为代表的传统性较强的思想史已经让位于‘精神状态’史（history of ‘mentalitie’）了”（17）。这一评价颇有见的，深刻说明了西方心智史学主要趋势演变的实质内容。
    弄清当代西方心智史学两大趋势演变的实质内容，对于我国史学研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我国史学界把研究人类心智活动的史学分支称为思想史，然而我们的思想史在研究对象上基本还没有超出心智精英的狭小范围，还没有考察广大普通人民的精神生活。据笔者所知，我们至今还没有一部以广大普通群众心智活动或精神活动为主题的历史专著，这方面的文章也如凤毛麟角。马克思主义理论告诉我们：人民群众是历史运动的主体，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基础层次的创造者，而我们的思想史研究却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历史上人民群众的精神活动，把这一领域弃让给了非马克思主义者，这种现象应该引起我们的深切关注。因此，我们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应在借鉴西方新心智史学成果的基础上大力展开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群众心智活动的研究，占领这块阵地，以丰富和发展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西方新心智史学在研究普通群众的心智活动方面存在许多理论谬误，唯心史观还占上风，这些都应给予严肃的批判。关于这一点，笔者已在《唯物史观与历史研究——试论当代西方心智史学所面临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一文中做了评述（18）。
    注释：
    ①关于心智史学的定义之争，可参阅拙文《谈谈心智史学的定义问题》，载《史学理论》1989年第3期。
    ②参阅L.克里格（L.Krieger）：《心智史学的独立地位》（The Autonomy of Intellectual History），载《国际史学概览：现代研究与理论》（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Historical Studies: Contemporary Research and Theory），康涅狄格1979年版，第113——115页。
    ③④⑤L.克里格，前引文，第114页，第114——115页、第114页。
    ⑥P.K.康金（P.K.Conkin）：《心智史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Intellectual Histor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载《历史学的未来》（The Future of History），范德比尔特大学1977年版，第1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