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从地域上讲，旧心智史学的发祥地和活动中心是美国。自鲁宾逊倡导以“学术思想史”为鹄的心智史学以来，旧心智史学在美国获得了迅速发展，美国逐渐成为西方旧心智史学的大本营。下面即将提及的旧心智史学三大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大都是美国人，他们实际上代表着整个西方旧心智史学的发展方向。特别是自从美国著名旧心智史学家洛夫乔伊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创办“观念史学会”和《观念史杂志》以来，美国的旧心智史学在组织机构上更加健全，开始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观念史学在西方史坛上也逐渐成为旧心智史学的代名词了。
    美国在整个西方旧心智史学中的寨主地位可以从下述事实中看出。1960年，在美国观念史学会的基础上，“国际观念史学会”在纽约成立，美国的《观念史杂志》成为这一国际性旧心智史学学术组织的机关刊物。欧美主要国家都有代表加入这一组织，如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西德、意大利和瑞士。此外，日本、以色列和西印度群岛等亚洲和拉美国家也有代表出席会议。学会每年举行三次会议，组织者大都是颇有声望的美国旧心智史学家。
    从时间上看，旧心智史学产生于本世纪初，在本世纪上半叶居支配地位，自本世纪中期起其支配地位逐渐被新心智史学所取代。相对新心智史学而言，旧心智史学有一段比较长的发展史，因此它的发展比较充分，其内部的学派划分也比较明朗。根据旧心智史学家对人类心智发展规律乃至社会发展规律的解释的不同，我把旧心智史学划分为三个学派。第一是以比尔德、帕林顿（V.L.Parrington）和柯蒂（M.Curti）为主要代表的“环境解释学派”，他们主张从外在的社会经济环境出发来解释心智发展。第二是以米勒（P.Miller）、洛夫乔伊和梅涅克为主要代表的“思想解释学派”，他们主张从内在的思想本身出发来解释心智发展乃至社会发展。第三是以库恩（T.S.Kuhn）、福柯（M.Foucault）、霍林格（D.A.Hollinger）和波科克（J.G.A.Pocock）为主要代表的“心智背景解释学派”，他们主张从范式、知识型、论说等心智背景出发来解释心智发展。虽然这三个学派在当今西方史坛都有很大市场，但从二战后的发展迹象来看，心智背景解释学派在西方旧心智史学中已处于执牛耳的显赫地位。
    然而，旧心智史学的三大学派都把研究对象局限在少数心智精英明确表述出来的思想体系和观念的狭小范围之内，这就造成了两个严重后果。首先，他们完全忽视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群众的心智活动，因而不能全面地、科学地解释心智发展过程和规律，路子越走越窄，与二战后西方史学界兴起的“从下往上看的历史”潮流背道而驰。正如达恩顿（R.Darnton）所指出的那样，这种“心智史学可能会变成知识分子的历史，可能会失去与普通人民的联系”⑨。其次，他们在研究资料和方法上日益向以兰克学派为代表的传统史学靠拢，侧重对杰出人物遗留下来的文本进行内容分析，悟释和描述，从而与二战后西方史学界兴起的科学史学相悖。因此，旧心智史学在二战后逐渐陷入危机。这种危机感在旧心智史学的活动中心——美国尤为明显，主要表现是：旧心智史学在史坛上的地位不断下降；旧心智史学家丧失了对自己专业的信心。
    美国是西方旧心智史学的中心，美国心智史学的危机实际上反映了整个西方旧心智史学的危机。
    三
    西方旧心智史学的危机是由本世纪上半期以来世界范围内的一系列重大变革所引起的，这些变革同时也导致了以广大普通群众心智活动为考察中心的新心智史学的兴起。
    首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苏联诞生，并在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等方面获得了飞速发展，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与苏联相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却爆发了世界性的经济大危机，在政治上也日趋反动。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矛盾终于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二战后，东欧、东亚等地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建立，亚非拉殖民地人民也先后赢得了民族独立。旧的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彻底瓦解，一种新的世界格局开始形成。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亚非拉落后地区民族独立运动的胜利，当时都以铁的事实证明了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和推动历史前进中所起的巨大作用，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西方史学家的世界观发生转变。
    其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结构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本世纪中期起，以前那种“金字塔式”的阶级结构开始转变为两头小、中间大的“枣核型”结构：许多下层群众上升为中层阶级。美国社会中白领工人的人数超出蓝领工人，就是这种阶级结构变化的一种表现。这些从底层上升到中层的人民大都能获得受教育的机会，对少数精英人物的历史不感兴趣，因此必然会向西方史学界提出新的要求。
    世界格局和西方社会的变化都要求西方史学家研究普通人民的历史，揭示他们的历史作用。于是，从本世纪30年代起，法国年鉴学派所开创的新史学便开始顺应这一时代要求，在总体史观的旗帜下开展了对以普通人民日常生活为中心的社会史研究，逐渐把西方史学的重心从社会上层转向社会下层。布洛赫的《法国农村史特征》（1931年）、布罗代尔（F·Braudel）的《法国经济与社会史》（1977年）、拉迪里（L.R.Ladurie）的《朗格多克地区的农民》（1966年）、杜比（G.Duby）的《中世纪西方的农村经济和乡村生活》（1962年）等书，都在不同程度上表明了这种倾向。
    其他西方国家的社会史学也在60年代以后开始振兴。以美国为例，社会史学在70年代如同“决堤的洪水一般”发展起来了⑩。海厄姆对此做过如下生动的描述：“社会史学在过去几十年间逐渐聚集了力量，然而却被禁锢起来。现在强大的地震摧毁了堤坝，社会史学的洪流便一泻千里，漫及了整个学术领域”（11）。社会史学发展速度之快，在史学界的地位上升之猛，确实惊人。
    随着社会史学的发展，劳工史、黑人史、妇女史、移民史和家庭史等分支学科不断涌现出来。它们更为明显的把社会史学的研究重点转向普通群众，使社会史学与旧心智史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维奇（L.Veysey）曾明确指出了这种区别，他说：“社会史学详细考察黑人、移民、妇女、穷人……，心智史学（指美国旧心智史学，本文作者注）却重点研究牧师、法学家、激进分子、作家、教授……，有时还稀奇古怪地研究那些更能言善辩的政治家”（12）。因此，在社会史学的强大冲击下，西方旧心智史学的地位逐渐下降，危机日益加深。同时，社会史学在研究普通人民的日常生活过程中必然要涉及他们的精神生活，新心智史学便在这种背景下兴起了。